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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在政治上有「”三制度”最为著名，①内阁制度；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监察机构；③票拟、批红制度。之所以说明朝是一个以「”宦官擅权最多”为的朝代，是因为在以上三大政治制度”当中，几乎都有宦官干涉的影子。明前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宦官擅权”已充斥到了整个明朝。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也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明代官员孙承泽曾这样评价票拟制度：「”内阁之职，同于古相
明朝在政治上有「 ”三制度”最为著名，①内阁制度；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监察机构；③票拟、批红制度。之所以说明朝是一个以「 ”宦官擅权最多”为的朝代，是因为在以上三大政治制度”当中，几乎都有宦官干涉的影子。明前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明中后期，「 ”宦官擅权”已充斥到了整个明朝。 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也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明代官员孙承泽曾这样评价票拟制度：「 ”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由此看来，明代的票拟制度可以说是与内阁制并驾齐驱、紧密关联的。但是后来明朝的「 ”票拟制度”与宦官扯上了关系，且使宦官成为了内阁大臣和皇帝之间政治交流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宦官通过票拟制度一步一步地登上了独揽朝政的政治舞台。那么今天我们简单谈谈宦官是如何实现独揽朝政的？ 第一阶段：票拟制度的初具规模和正式形成（宦官并未干政） 票拟制的出现事实上要晚于内阁制，内阁制的雏形早在明洪武年间就出现了，而票拟制度的初具规模，我们一般认为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才形成的。起初，明宣宗为了商讨和决策一些事情，而紧急召集重要大臣充当皇帝顾问。由此可知，最初的票拟制并不仅仅只是内阁大臣的专属。《明史》记载：宣宗在位时，经常问政于「 ”内阁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对之后「 ”内阁大臣专属票拟权”的定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票拟制度的「 ”分庭抗礼”（宦官开始干政） 自明宣宗、明英宗之后，明朝皇帝便开始了对宦官的近而亲之，久而久之，掌管司礼监的宦官头子便伺机掌握了「 ”批红”的权力，其政治地位开始慢慢上升，直至完全处于皇帝和内阁首辅大臣之间。司礼太监因为掌握对内阁票拟的批红而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初，在明宪宗、明武宗时期，皇帝只是想要利用宦官来制约内阁大臣，试图形成「 ”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但是，有一点明朝统治者似乎忘记了，宦官擅权必然会涉及甚至牢牢钳制内阁办事的效率。 第三阶段：票拟制度的名存实亡（宦官干政已如日中天） 明中后期，随着多位皇帝对宦官的亲信，使得司礼监对「 ”票拟权力”和「 ”批红权力”彻底掌握。这个时期的宦官擅权最为膨胀，内阁首辅大臣基本上在每次行使票拟权时，都要经司礼监大太监之手，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就是典型例子。明中后期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种怪象：内阁学士若想有所作为，第一要事就是巴结宦官。明朝末期的魏忠贤可谓「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已经将朝政牢牢攥在了自己手中，除了对朱由校敬重三分之外，其他像首辅大臣之类的，丝毫不放在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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