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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某个学校的某个班级，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它的学生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两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么，应该可以称之为「”天下第一班”吧？这个班级，就是1897年10月（农历八月）开学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该班共有学生四十人。我的伯祖父杨树谷先生、祖父杨树达先生都在这四十人之内。杨树达1954年9月2日，祖父在日记中写道：「”科学社来书，欲去祭梁先生文，余主不去。以时务对中国有历史关系也。一千九百
如果某个学校的某个班级，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它的学生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两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么，应该可以称之为「 ”天下第一班”吧？ 这个班级，就是1897年10月（农历八月）开学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该班共有学生四十人。我的伯祖父杨树谷先生、祖父杨树达先生都在这四十人之内。 杨树达 1954年9月2日，祖父在日记中写道：「 ”科学社来书，欲去祭梁先生文，余主不去。以时务对中国有历史关系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科学社，即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当时该社准备出版祖父的新著《积微居小学述林》。祖父准备将三十年代曾刊于商务出版的《积微居文录》的一篇旧文《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收入，遭到科学社反对，回信申诉，未果。直到1986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积微居文钞》（与《积微翁回忆录》合刊）才将该文重新刊出。 该文撰于1929年2月15日，而梁任公于上月19日逝世。祖父在回忆录中写道：「 ”今日任公师病逝于协和医院，中国学人凋零尽矣，痛哉！二十日大殓，赴广惠寺参加。”「 ”（二月）十七日，广惠寺公祭，同学与者六人。”「 ”（九月）八日，任公师出葬西山，余待殡于宣内大街，参与执绋，送至西直门始归。”这篇祭文显然是为2月17日在北平的时务学堂弟子于广惠寺公祭梁先生而写的。 梁启超 时务学堂的设立，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先声——1897年湖南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梁任公1922年在长沙回忆说：「 ”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宝箴）。他是曾文正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名三立，号散原）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标）、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遵宪），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希龄）、谭复生（嗣同）、皮鹿门（锡瑞）、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湖南时务学堂从创办到停办，历时不到一年，只招考过三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次年（1898）3月，第二次招考，录取五十五人。闰三月，又录取九十八人。三次招考总数不到两百人，却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于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梁任公曾说：「 ”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 ... 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 熊希龄 我们先看看教师阵容：熊希龄为提调（校长），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西文总教习为李维恪，中文分教习有谭嗣同、唐才常等…… 再看看这一班的学生：1897年秋以第一名考入的是李炳寰，1876年生，1900年参与领导时务学堂教师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反清起义，牺牲。唐才常的两个弟弟才质、才中都是第一班学生，也都参加了其兄发动的起义。才常、才中牺牲，才质幸免。第二名考入的是蔡艮寅，1882年生，他就是「 ”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1915年8月底，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该年年底，蔡松坡潜走云南，发动起义。说1900年自立军起义、1916年讨袁之役「 ”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良有以也。此外，范源濂（字静生）是北洋 ... 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祖父杨树达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 ... 。 祖父在祭文中写道： ……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天祸中原，变起帷墙。清廷反汗，亿兆骇惶。仓皇违难，托足扶桑。言从我师，先后来航。拳乱欻兴，举国彷徨。九天将裂，大难孰当？投袂誓师，实惟浏阳。李田林蔡，先赴后僵。匹夫任重，爰有国殇。辛亥功成，斯是滥觞。爰暨丙辰，巨憝自王。松坡崛起，折彼鲸狼。温温范君，邦教是倡。民智之兴，厥绩煌煌……蔡范云殂，薄海所伤。如何不吊，复遘兹殃！士失厥宗，邦丧其良…… 谭嗣同 「 ”天祸中原”八句指西太后发动政变捕 ... 维新党人。政变后，谭嗣同被捕就义，梁启超东渡日本。1899年，第一班蔡艮寅、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秦鼎彝、范源濂、李群、周宏业、唐才质、陈为璜等十一人东渡，追随老师，是为「 ”言从我师，先后来航”。 「 ”拳乱欻兴”八句指自立军反清起义，「 ”浏阳”指唐才常，他是浏阳人。「 ”李田林蔡”指时务学生在是役中蒙难的李炳寰、田邦璇、林圭、蔡仲浩四烈士，他们都是第一班学生。是役，东渡十一人中有八人牺牲。蔡锷逝于1916年末，范源濂逝于1927年末，另有一人至少在1922年前已经病逝，东渡十一人都死在了老师之前。多么悲壮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29年初梁任公又逝世，所以说「 ”蔡范云殂，薄海所伤；如何不吊，复遘兹殃”。祖父在回忆录中写道：「 ”（1927年12月）廿五日，赴天津，吊范静生之丧，且唁旭东。旭东悲伤哽咽，余亦凄然泪下。静生为人公正，尽心教育，数十年如一日。数周前，余尚与晤谈，忽而有此，尤可痛悼！便访任公师，师面色苍白，令人忧虑。” 范旭东是范源濂的胞弟，1910年在日本京都，祖父与他曾同住在一家小旅馆。那时他就读于京都大学，学习化学，后来被誉为我国民族化学之父；曾设厂塘沽，聘侯德榜为总工程师，生产红三角牌纯碱，领先国际，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 ... 曾在《湘江评论》撰文说：「 ”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但是，「 ”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1922年9月1日下午4时，梁任公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讲堂演讲： 此回来湘，有一最新之感慨，即予在时务学堂时为二十五岁，今年恰五十岁，是半生之中心点，适在湖南。今岁又来湖南，殊为巧合，故予十分愉快。但又因此发生许多感慨。予在时务学堂日，一班四十人中，有十一人随我俱去……至今十一人中惟范静生一人，我不禁心生悲绪……我与湖南有最深之历史，自有最大之希望。今日得见诸君，正如二十五年前所见之时务学生，生气勃勃，大有希望。 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 ... 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蔡锷 在这次演讲中，梁先生说：「 ”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即松坡，就是今天葬于岳麓山之蔡锷）。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这里梁任公有误记。四十人中，年纪最小的不是蔡松坡，我祖父要比蔡小三岁。蔡与伯祖父都生于1882年；祖父生于1885年，当年虚岁十三。但梁先生只是说蔡锷是第一班最小的学生，后来吴其昌写《梁启超传》又说蔡锷是时务学堂最小的学生。 时务学生中，已知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校长的方鼎英生于1888年，比蔡锷小六岁，但方大约不是第一班学生。二十几年前，编写《湖南省志·人物志》的黄斌老先生曾向我询及蔡锷是否时务学堂年纪最小学生，我将此事告知了他。祭文中的「 ”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可以和「 ”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相印证。祖父抗战时著《春秋大义述》，宣扬民族大义，主要就是阐发《公羊传》。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时务学堂和梁任公的讲授。 祖父一生与时务学堂有很大关系，特举其荦荦大者：1919年参与驱张，到北京 ... ，看到大学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著书治学，心生羨慕。次年，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于是在8月底再游北京，想谋个教职，这一呆就是十七年。1924年春，范源濂新任北师大校长，适国文系主任章某辞职，范力劝祖父继任，祖父推辞不果，只得上任。 《积微翁回忆录》：「 ”（1925年1月）与师大同人谒段祺瑞执政，请挽留范静生校长。时范以经费无着早辞职也。后随同人赴天津谒范君，请其复职。范君坚持不允。时任公师在津，余便往谒谈。” 1926年6月，又因梁任公的介绍，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至「 ”七七事变”之后。1921年祖父与祖母的结合，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是女方介绍人。熊曾任财政总长，1913年任内阁 ... ，而祖母的父亲张训钦先生历任财政部库藏司长、财政部次长。他与熊希龄关系密切，熊去世后，曾尽力帮助熊夫人毛彦文维持香山慈幼院。而祖父与陈寅恪的友谊，也与时务学堂有莫大关系。1942年底写给陈的一首七律的颔联为「 ”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三世岂寻常？”后句的小注：「 ”君先德中丞公甄录时务学堂诸生，先兄及余皆与其选；而校阅文字者，散原公也。” 2004年夏，我回长沙。某日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九十五岁高龄的陈云章老先生约请钟叔河先生（钟先生的父亲也是时务学生）、我父亲及我到他位于中山西路三贵街的府上做客。陈家院门朝东开，正对院门的西墙上，赫然耸立着一座「 ”时务学堂碑坊”，嵌着的四块碑中，北边第一块上面刻有梁任公手书的「 ”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字。 陈老先生说，1922年梁先生到长沙，到时务故址凭吊，回住地后写下这六个字，并请陪同的仇鳌等将此六字刊刻在建于时务故址的泰豫旅馆。后不知何故未果。抗战胜利后，作为实业家的陈先生用几担米换来梁先生的手书，又买下时务故址建住宅，前几年便建了这座碑坊。陈老先生的尊人是湖湘耆宿陈天倪先生，天倪老与祖父友善。自然，我们在碑坊前留影纪念。 在陈家客厅，钟叔河先生感叹说：「 ”长沙之所以成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在于有多么辉煌的古代历史，而在于有多姿多彩的近现代史。可是现在到处都立有朱熹、张轼、辛弃疾的塑像，而像时务学堂这样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学堂却无人问津。我以为可以在湘江风光带上竖立一座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的雕像，蔡锷、范源濂及你的祖父等围坐在旁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发表过一篇探讨何以湖南近现代政治 ... 人才大量涌现的论文，因而深有同感。令人兴奋的是，当地 ... 似乎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近年中山西路上修了一座小小的时务学堂旧址的标志，兴汉门十字路口也修了一座蔡锷骑马舞刀的铜像，黄兴路步行街更是耸立着一尊黄克强的巨大雕像。至于梁任公讲学时务学堂的雕像，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吧。 回去的路上，钟先生在车上对我说，你不能光做学问，也应该写写你所知道别人却不一定清楚的那些往事。这是很有价值的。今天写下这些，也算对钟先生有了一点交待。（来源：《东方早报》，文/杨逢彬） 【相关文章导读】 ♦ ... 最早选定的首都是哪个城市? ♦ ... 逝世时，西哈努克为什么连个唁电都没有？ ♦ ... 为何称自己与鲁迅心是相通的? 《非常历史》 verydaily 长按右图识别二维码一键关注 敬畏 · 求真 · 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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