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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下）辨识北宋官窑器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大自然肆虐，把北宋汴京官窑遗址，连同古开封城一起深埋于六米深的地下。史称“官窑”即“南宋官窑”。在李先生看来，汝窑“其制非是”，同钧窑“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之间的殊异，该是第一座与第二座“缘故”。此类足式于汝窑、龙泉窑上多见，属北宋官窑在汝瓷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瓷盘基础上的演绎。
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下）
辨识北宋官窑器
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
大自然肆虐，把北宋汴京官窑遗址，连同古开封城一起深埋于六米深的地下。遗址在哪里？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坦言：“北宋官窑的窑址，现只知道‘汴京自置窑烧造’一点，至于究竟在开封什么地方，则因为还没有发现它的烧造遗址，也就是还没有发现它的堆积碎片所在，故无法确定。”《中国陶瓷史》也道得率真：“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几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面对黄河改道及泛滥造成的现状，笃实做学问的专家学者，尽管对遗址的取证甚觉不遂心，但仍坚信史籍记载无误，仍坚信官窑遗址与古开封城共存，仍坚信事实真相终究会大白天下。诚如叶喆民先生所说：“好在这类文物尚有藏品或展品可参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窑址考察与研讨工作仍在继续，相信终有一日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目前，在窑址难以取证情况下，又怎么去认定北宋官窑的遗物？笔者以为，可从文献中“考古取证”，再顺着定、汝、钧、官的传承脉络，进行分类、排比，就可从传世器物中，辨认出北宋官窑青瓷。
关于南宋设置官窑的历史背景，参与修内司官窑遗址发掘的杜正贤、周少华先生在《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一书中说：宋代朝廷的国家祭典活动重要的有十余项之多，包括天、地、神稷、宗庙和明堂祭祀等。南宋初期，虽因战乱影响，国破民穷，但祭天地、祀祖先的规矩不可废。只是这些祭礼活动不能像以往那样规模宏大，铺张浪费。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南宋王朝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迫切需要，“袭故京遗制”，在京城临安（今杭州）置窑设厂，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二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史称“官窑”即“南宋官窑”。
有关南宋初期国家祭典活动的一些情况，杜正贤在其主编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中引经据典道：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典礼，在礼器形象上，他认为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古今图书集成》）宋高宗也认为“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 ... 不精，且失其意，联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今复古。”（《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结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绍兴十六年，修内司烧造的陶瓷祭器得到高宗的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咸淳临安志》）宰臣秦桧也认为“考古制度极为精致”（《宋会要辑稿》）。
从这两则的阐述内容中可知：一、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因兵荒马乱，祭祀活动的规模较小，祭典礼器，多由地方委托民窑烧制，产地有余姚、平江等处，亦即一些青瓷的贡品。二，南宋初，礼器的造型不及北宋，而“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所以，见识过徽宗礼器的朝臣认为，南宋礼器“其制非是”，应当予以规范。三，设修内司窑的时间，约在绍兴十四年前后。因绍兴十三年，宋室与金已缔结和约，政局趋向稳定，有必要“袭”故京“遗制”，自置窑造礼器；绍兴十四年，高宗又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宋《中兴礼书》）此句“令董其事”，是你等可让“通晓礼器之人”，来执掌“其事”；而“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表明，“其事”进展良好。故此后的产品，才让高宗感到“诚可喜也”。上列来自宋代文献方面的信息，既为“袭故京遗制”之涵义作了说明，又为寻觅政和“新成礼器”提供了线索。
实际上，对于政和“新成礼器”的模样，人们并不陌生，从传世的北宋钧窑瓷器上，可窥知端倪。
李辉柄先生把河南禹县的北宋钧窑，归为“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先生的结论尽管错误，话却不无道理。因为，钧瓷所具有的“名古器”韵味，比起经常“素面朝天”加“圆唇”的汝瓷，岂但“其制”古典，形象也俨如官器。这两座几乎同时并存的北宋名窑，缘何风貌迥然，李先生无法解释，所以，在《中国陶瓷全集》上钧窑有幸成为“第二座北宋官窑”。在李先生看来，汝窑“其制非是”，同钧窑“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之间的殊异，该是第一座与第二座“缘故”。
参照实物与文献，本文以为，钧窑虽不在北宋官窑之列，但产于政和年间的这批钧瓷，由于系京师建“艮岳”时定烧，有些是专为“明堂”配套，它们均属官方“制样需索”的贡御品是显然的。“其制”，不同于“供御拣退”的汝瓷贡御品，也是必然的。比如，故宫珍藏的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其底部之“涵元殿用”刻款，便是“制样需索”物证。还有器物，在底部刻写数字或“建福宫”等字样，亦都是定烧瓷的标志，因此，钧瓷中一些如出戟尊、鼓钉洗等造型是可供今人一睹北宋政和风采之样板。倘若，对钧窑中一些以氧化铁作呈色剂的月白釉、天蓝釉等青瓷釉色及其内涵，再作细细探究，并把它们同两宋盛行的国家祭典活动作连接，对北宋朝廷之所以要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就会有进一步理解。
从名闻遐迩的传世品上还可获悉，定瓷虽“有芒不堪用”，然其装饰，颇见皇家风范；汝瓷以“玛瑙入釉”，榜为青瓷之首，可器形缺乏上用之仪；南宋的官窑及龙泉窑青瓷， ... 堪称精致，则气派和华贵上，仍不如一些钧瓷。比照器物，再结合文物资料中传递来的信息，对北宋官窑具备的“考古制度”，不但会有实实在在概念，据此，还可用作辨识北宋官窑的借鉴。
在传世的宋代青瓷中，可认出一些汴京窑遗物。其胎、釉和 ... 工艺方面特点为：胎体完整无暇，以指叩之声音如瓦，此为独特，有别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不同于明清仿官釉器之金石声。浅灰色之胎骨微泛光泽，表明坯体瓷化良好。胎质看上去不如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细腻，却较之坚致，也远比北宋汝窑瓷胎滋润。
圈足宽厚，足脊上显有清晰竹刮痕，修足圆润。此类足式于汝窑、龙泉窑上多见，属北宋官窑在汝瓷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瓷盘基础上的演绎。足际上涂紫褐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及南宋龙泉窑，常用芝麻酱色或赭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
釉质肥厚莹润若堆脂，釉面因施釉不匀、显高低不平、久平整，并有少量气泡和缩釉现象，不同于雍乾朝仿官窑器之釉面的平静、整齐与晶亮，当属北宋青瓷器表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抹攒珠”状，不同于明清时期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致。
迄今所见到的瓷制琮式瓶，年代最早数宋朝，在形制上，无不呈直壁方形体。 ... 成拱壁形的方体，不管在南宋，还是元、明、清，直至近代，甚或在现代仿制品上，都不见有相同造型的来者，可谓独步宋朝，独步于天下。而能设计出如此巧妙方圆二体结合形状，除痴情石头到被人称之“亡宋谁知是石头”的宋徽宗外，世上未必再有真正懂得良渚文化玉琮真谛之王者。据史料记载，北宋始有金石学，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器、石刻和玉器等。由于皇帝喜好金石收藏，上层社会士大夫们都踊跃收集、攀比猎奇、乐此不疲，使金石学问日趋精微，并于北宋晚期相继出现《考古图》、《金石录》及由徽宗参与编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一批开创我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专著。所以，从汉迄清，宋朝是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元、明两代，理学发达，金石学退居次要地位。虽自元代起，出现了玉器研究的专门著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尚不及宋代。至清乾隆时期，金石学复兴，但对古玉的研究仍不发达”（《收藏家》总第3期、雷虹霁齐）。“学者们不知琮为何物，就连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还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直至1898年吴大征《古玉图考》出版，始为玉琮正名，人们才得知古籍记载的琮，原来就是这种内圆外方，形状怪异的玉器。”（《收藏》总109期、戴应新文）。因而，纵观元明时期及清康熙正朝的青釉琮瓶，或能以宋器为本，保留琮之形体与“神徽”。自乾隆起，琮瓶的“其制”，包括釉料，逐渐“非是”，特别是景德镇的官窑作品，面目全非，不是附有双耳，就是被省去兽面纹，背离了良渚文化玉琮之初衷。
新石器时期，玉琮被古人视为沟通天地神人之物，通常用作祭地的礼器。至宋代，清玩雅好的徽宗，把玉琮形制应运至青瓷上，并奉为国家祭典活动的重器，也就顺理成了。作为好古成癖的两宋统治者，对于象征神徽之兽面纹，划以宫廷与民间的使用等级，更属自然。一如元明清时期龙纹，因了皇帝喜好，便有了五爪、四爪之别。
肩部的款识，系凿刻而成，书法有力，字合乎宋体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记”字而言，历代王朝运用频率最高数宋朝，应运得非常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另外，在瓶的口部与四壁，遗有无数不可伪造的自然旧貌；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呈不同程度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仍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体与“观音庵”日用供奉、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试、触摸有关。后一项，当同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承载有大量相关身世方面的信息，亦是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结 语
综上所说，证明冯先铭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1991年版）上的《隋、唐、宋时期的中国陶瓷》之说，是客观的，即：汴京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宋人所著《负暄杂录》，书中提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文中明确提到官窑烧造时间是在徽宗的政和至宣和年间，历时比汝窑更短，它伴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止；文中还提到是在京师自己设窑烧造瓷器，因此称之为官窑。宋代瓷窑正式命名为官窑的实自此始，开启了此后以官窑命名的称谓。
可以认定，宋人谓“袭故京遗制”，指的是“袭”北宋微宗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之“遗制”。宋室南迁杭州，高宗于政局稍见稳定的绍兴年间，“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凤凰山下老虎洞）这是一证；其后在“隆兴至乾道元年”（《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间，于“后郊坛下另立新窑，亦曰官窑。”（乌龟山下）这又是一证；查遍古籍资料，独不见南宋官窑“内有玛瑙为釉”之记载，这也是一证。
而且，自汝窑停烧之后，事实上，“玛瑙入釉”便“失传”了。这从《清波杂记》“近尤难得”的话语中，从《武林旧事》有关张俊进奉高宗16件汝瓷一事的记载中，从流传有序的数百件南宋官窑器物中，均可得到证实。
显而易见，汝窑与汴京官窑，分别为北宋晚期两座窑口：前者属待诏供奉性质的民窑，产品追求造型朴实，线条优美，并以釉色青蓝和裹足满釉著称；后者是朝廷在京师的自置官窑，器件多以名古器为据，讲究形制典雅有深义。由此还可以明辨，临安南宋官窑不可能系北宋宝丰汝窑“嫡传”，两者没有太大关联。南宋官窑承袭了北宋官窑的生产模式以及如何让作品有典、有艺术品位的创作理念，至于学技，大可不必舍近求远，青瓷鼻祖是浙江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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