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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先生70岁生日是在上海度过的。
蔡元培先生70岁生日是在上海度过的。他说：「 ”人生在世，120岁以上称为上寿，100岁称为中寿，80岁以下称为下寿。” 他借以勉励自己，言语间充满了乐观。在国际饭店举行了盛大规模的生日宴会，许多名人刘海素，黄炎培，林语堂，梅兰芳，马寅初，顾维钧等出席。 不过生日宴席后，他大病一场，身体不如以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他前往香港避难和养病。 他来到香港宋王台遗址，他想到，在南宋末年，最后一个小皇帝在此纵身一跃，和众多大臣嫔妃们，宋王朝结束。他看着这曾经华美的地方，仿佛听到当年空灵的呼声。笙歌唱，时光匆匆。而他一手扶持强大起来的北大，也许真的是回不去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曾受蔡元培之聘而筹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对有些 ... 人在抗战严峻时刻还继续 ... 享乐很有微词，他将怒火对准了 ... 头子孔祥熙。 傅斯年还找出了孔祥熙的 ... 事实，直接在会议上炮轰。他的不够圆滑恰是一个真正文人的脊梁。会后，他对蒋介石说：「 ” ... 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最后，孔祥熙下台。 同年，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在旧金山大戏院发表「 ”CanChina Win?”，又去哥伦比亚电台「 ”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the present crisis” . 电台要修改说言词太激烈，他说宁可不播也不修改。最后还是播了，并且反响热烈。 10月12日，胡适向罗斯福报告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希望得到支持。他的坚定态度让罗斯福看到了中国人的决心，得到了总统的认可。后10个月，他在美加巡回演讲，痛斥日本罪行。 他在美国、欧洲的时候，一直写信中国朋友要勇敢面对日本侵略者，不要做走狗。 这时， ... 聘任他正式做驻美大使，这也是胡适第一次做官。 他说：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1938年12月5日，在纽约发表演讲《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 胡适指出： 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物质和精神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 胡适没有外交经验和才干，一介书生唯一拿得出来的就是「 ”诚实与公开”。 他的诚恳让美国感动，不到2个月，就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见罗斯福很难，但胡适可以很容易见到美国总统。珍珠港事件后，他是唯一直接接到罗斯福 ... 向胡适告知事件发生的外国人。 但是胡适也是个不擅长外交的知识分子，在尔虞我诈的外交中，他的诚实与公开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所以遭受受国内非议：职员班子没有组织好，纪律缺乏，又喜欢出风头，到各大学演讲，先后获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 1942年8月15日，他收到了免职务的电令。 抗日战争前，清华很好。 梅贻琦的教育理念通才教育思想，从德智体美等培养。 德育：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 智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自由，在广博学识的基础上综合素质提升。 他很重视体育。并且希望学生在参加团队活动时能舍己从人，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合作精神。他认为，大学的根本就是学术自由。认同蔡元培的「 ”兼容并包”的思想。 贻琦本人是在美国研究物理学的，学成后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个物理学教授。同时，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和赵元任保持这真挚的友谊。 他主张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和术分开，文和理通科，提倡自主学习。 「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是他自己描述的和清华的关系。 他主张「 ”教授治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同时并存。他悉心听他人所言，审慎阐述意见，与会者相互尊重。这种思想是通过评议会来实现的，这样的方式让清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 教授治学是蔡元培首创，但梅贻琦身体力行推行，才使清华有了当时少有的民主的空气。 在这背后，不仅是民主作风，还有对教授学者的尊重。清华精英荟萃。 （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梅贻琦、赵元任） 抗战爆发后，一切变了，但是，因为有这些教授大师的坐镇，治学求学之路也没有变。 由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大学临时组合的西南联大应运而生。 1937年7月7日，老师学生开始流亡。三所大学先迁到长沙，后来又到昆明。 梅贻琦担任联大校长。 1940年，昆明陷入危机， ... 下令迁入四川。 梅教授在西南联大团结了很多专家学者，让联大在物质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烽火相传。 值得一提，梅教授爱学生保护学生是他最显著的标签之一。 他说：做领袖通常是两种人，一种能够让人慑服，一种让人悦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 在北京还没有被迫迁移的时候，他就一直保护学生。学生 ... 回来后，他总是派人开车把学生接回来。对于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也总是想法加以保护，或者通知可能要被逮捕的学生离开学校。一次，为了保护一个学生脱险，他把学生藏在自己的车里，想要偷运出去。 在学校迁移的过程中，梅教授也是如此！ 而在迁移大队中，还有陈寅恪。这时的他，在送别父亲的悲痛中喁喁前行，他办完后事就和家人仓皇逃离，一路都是凄惶和心酸，随处可见逃难者。 他们先去长沙，但是没等在长沙站稳脚跟，炮火又来，又只能逃到云南。他只好把家人安顿在香港后，自己再回昆明，这对于他个人和家庭来说可能不好，但他是个学贯中西有不屈风骨的民国教授。 1939年，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教授聘书，由于时局动荡，他无法成形。在西南联大时，身体不好，工作环境恶劣，但创作了许多历史手稿，最大成就之一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在这段局势动荡期间，内有梅贻琦陈寅恪等迁移西南联大，外有胡适等在国际周旋寻找声援，而林语堂不在中国居住。这不代表他没有忘记中国。 之前的1935年，他用英文写了《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为他带来丰厚稿费，也让西方人对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这本书讲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德性，对于中国人的艺术天赋也大加赞赏： 中国文明范畴的一切状态中，只有艺术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贡献。上自祠天的圣殿，下至文人的信笺及其他工艺品，中国艺术显示出一种纤巧和谐的情调，判别出人类性灵最优美的技巧的产物。 1939年，在巴黎居住的林语堂又写了《京华烟云》。 当时，中国进入抗日战争，他通过这部讲述近代 ... 风云变幻的小说呼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希望全世界人都进一步了解这个多灾多难顽强前行的国家。他其实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挽救这个国家。 二战前，林语堂在欧洲演讲《希特勒和魏忠贤》，他指出： 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将希特勒比喻为耶稣。就如同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让魏忠贤和孔子有一样的地位。也只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够保住自己手中的那份工作，而反对他的官员则全部被 ... 害了。可是魏忠贤虽然权势熏天，却依然逃不过被民众们偷偷辱 ... ，那时的情况和今天的德国比较起来简直如同往日重现。魏忠贤最后迫于形势只好 ... 了事。 ... 真可谓是世间所有独裁暴君的唯一出路。 二战后，林语堂在 ... 上发表《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 1940年，林语堂回到重庆。人们以为他来做官的，他说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管，非我书生本色。 他不满汪精卫的伪政权。 他说：有学问有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 此后，经常奔走在中美，欧洲之间，为中国争取许多物资等。抗战胜利后，他因为有很大的影响力，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创办《天风》杂志，倡导民主与自由。 国内烽火连天，在香港养病的蔡元培继续养着病。也许前半生办教育、游走奋斗不辞辛劳，他的身体真的无法让他有更大的恢复可能。在港的3年中，蔡元培仅仅参加了一次演说，其余时间都在养病和写作。 1940年，72岁的蔡元培与世长辞。临终前，他也许记挂着好友梅贻琦等人在云南办学是否顺利，如此艰苦环境，是否可以有依然力拔山河般的壮丽。 好友冯友兰回忆：在他身边，感同风光雾月，如沐春风，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爱戴，完全是他的人格的感化。 他为公众服务了几十年，身后极为萧条，没有一间房屋，一寸土地，捧着一颗鲜红的心来，不带半根稻草离去。 他代表两种文化，一是中国传统之圣贤修养，二是西欧自由博爱思想。 为王国维纪念碑首先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教授，为追求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这种思想就是，突破世俗观念的束缚，但又是可以讨论和商量的。 他上课既能用西方文化观点解读问题，又能引经据典用国学观点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哲学大师冯友兰也对他必恭必敬，以学生自居。不管是海归学者，还是传统学者，都不敢瞧不起陈。他是教授的教授。 1942年，日本人请他到上海做教授，他拒绝了。他对 ... 当局也不屑，一些御用文人奉承蒋介石，还发起向蒋献九鼎的活动。 后来，因为生活条件和用眼过渡，导致视网膜脱落。抗战后，他接受牛津大学邀请，并且在英国做了手术，但是情况更糟糕。 回国时，他没有去台湾省，而是在岭南大学，已经没有多少视力了，但上课时不偷工减料，更加认真。 多年艰苦中求学后，1945年，日本投降。 三所学校师生即可北上返校。如果说，1937年，从北平到昆明途中，谁也没有抱怨，只是跟着教授大师们踏破布鞋也坚持不懈的话，那么1946年，从昆明到北平，那就是又一重希望和喜悦在这贫困的环境里成为最美好的事情。 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带领下第一个开学。 抗战烽火的8年生涯中，西南联大傲然伫立，是内外共同努力的结果，外部取决与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等政策，内部是校长老师学生的努力。梅贻琦保存了教育的元气，用自己的精神力量鼓舞和带动学生们不断前行，在艰难的岁月中，西南联大仍然取得傲人的成绩，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历史上的奇迹。 1946年， ... 溃败，梅贻琦决定离开清华，离开大陆。他要保护好清华的基金，因为基金都来自庚子赔款，这笔钱，是由美国「 ”华美协进社”来保管，而负责协进社接洽的梅不走，这笔基金就可能不会流失。他离开大陆后，在美国几年，然后去了台湾省。 1949年，傅斯年来到了台湾省，担任台湾省大学校长。他摒弃了民国以来的建「 ”大学堂”的观念，集成了胡适等人在 ... 中提出的办学观念，尊重个性，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作大学存在目的与发展方向。 他不畏权贵、发愤治学的精神成了台大的「 ”魂”。他与蒋介石平起平坐，也能随时从 ... 财政部要来钱，但自己两袖清风，健康每况愈下。 1951年时，55岁的傅斯年脑溢血去世。安葬在台大校门旁的一快空地上「 ”傅园”。 每次上课与下课的时候都会传出21声，因为傅斯年说过：「 ”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要留下3小时作为沉思。” 胡适评价评价自己的学生说：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任务。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亲可爱的人。 1949年后，胡适离开北京去了纽约，开始8年的流亡生活。他发现那里现在已经不是那样淳朴了，是亿万富翁的乐园，生活成本高出很多。他存款不多，在家写考证《水经注》。胡适无法应对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 1955年，梅贻琦在台湾省用基金在新竹办了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这也是台湾省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已经67岁，他高薪聘请高水准的学者，诺贝尔化学奖李远哲就是在这里取得硕士学位的。 他在世的时候一直不想把名字改为清华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57年胡适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台湾省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心做学术，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30多位新院士。他也喜欢演讲，也喜欢和小市民交朋友。 胡适也是敢于叫板蒋介石的人，他提出蒋不能再连任了，「 ”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 ” 这叫嚣的后果是他受到了蒋介石支持者的”围剿「 ”。在忧愤和孤寂中，胡适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 从1949年到1956年，陈寅恪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自在的生活。不仅周恩来，陈毅等先后看望过他，而且在中山大学特地为他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和他夫人散步。 这段安稳清静的日子里，他爱上了听戏，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番动力，1964年，他最重要的作品《柳如是别传》也终于完稿。可是，后面的不幸又在等待着这位白发老人。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省病逝，73岁。 他寡言少语，内心坚忍，看上去没有太鲜明的性格，但是正是他坚毅、隐忍的性格和办事公正的品德，赢得了尊敬。他的人生经历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是他的简单专著，让他成为成功纯粹的教育家，他不刻意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很少参与政治经济，他把自己一生的都投入到做清华大学校长上。他代表了「 ”一个时代的斯文”，他尊重文化，重视教育，淡泊名利。 在台湾省的1962年2月，第五次院士会后酒会。 胡适很高兴和学生聊天和记者合影，并且在酒会上，他侃侃而谈：「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虽然对物理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今天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原来杨振宁李正道又是吴教授的学生的学生，这样，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是得了诺贝尔奖呢。我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 「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都是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 ... ，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 酒会后，突然昏倒，去世。这突然的离世倒是有胡适风骨：他是思想之军，不是暴力之军，他可以被忽略，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他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谦谦君子，曾经资助同样在海外留学的林语堂、吴晗等人，他也资助老百姓，他交友，不论贫富。 他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很多人讥讽他倡导白话文，他总是温文尔雅，从不人身攻击。 他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 ... 。 他和鲁迅交恶后，鲁迅多次在报刊上挖苦胡适，但他不应战。 鲁迅去世后，他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他担任鲁迅纪念 ... 会文苑，为《鲁迅全集》奔波。 「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说：「 ”我受了十年的 ... ，从来不怨恨 ... 我的人。有时他们 ... 得过火了，反损他们的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不受虚荣，不祈妄福。 「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当年在赠北大学生毕业文章里，说： 引用一位高僧所言：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 ... 。 就这样，1962年，两位大师：梅贻琦、胡适，匆匆离去。 而另一边，1966年，文革爆发了。 那年冬天，70多岁的陈寅恪第一次写检讨，然后不停地被迫写，一直到死都没有停下来。 他被批斗为大学里最大牌的封建余孽。从一个人人敬仰的大师成为人人喊打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他的助理被赶走，医生护士撤离，存款被冻结，行动被监视，家里的墙被大字报覆蓋，还遭到残酷折磨，造反派故意把高音喇叭防在他屋子后面，趁熟睡猛然开展对他的批判。 更令他心头滴血的是多年藏书文稿被践踏、毁坏、散失，这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同年，林语堂到了台湾省。 ... 给他提供阳明山上的古朴雅宅，有绿荫庭院，有莲荷水池，还有一大片草地，可以种蔬菜养鸡鸭，每天喂鱼养鸡，抱抱孙儿，平淡生活。 他的生活体现了中国人的艺术。 但是另一边的陈寅恪教授，却...... 1969年夏末，他躺在这座房子里，只能靠流食挣扎在满是侮辱的生死线上。 苦难中，他对自己说，他还要完成《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教训》，他也一定是有能力完成，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1969年10月7日，去世。 他的学生季羨林说，老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俨然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季羨林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过，但是还是生存下来了。 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今天值得谈论的，不是他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这个环境中坚持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因此，我们能理解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这些大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只有林语堂还在世。 1975年，他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心脏病去世。 他的英语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文。 他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 他真诚勇猛，书生本色，后来耽溺风雅，提倡性灵，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反抗，有意孤行的行为。 随后的著作中，他都提倡读书。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 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 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部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经》。 读书艺术的观念，就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悬梁刺骨的，真是荒谬。一个人把书本摆在前面，而他在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去睡觉。 他的许多思想和文字，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看来，也是那么适合。正应验了他当初反讽别人的话：「 ”我的文章是给40年以后的中国人看的。”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经过了大国凋零与复苏的动荡，人飘零如浮萍，却浩然长歌，将名字刻上了烟尘滚滚的历史。 他们读书读到心中，可能不够圆滑、只会讲真话、不愿作权贵、不趋炎附势，可是，要比那些圆滑者、趋炎附势的权贵者，更加让人尊重和敬佩。 这就是大师--------本我的风采，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涵养，美好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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