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 极为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回事？

data-filtered="filtered"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 ... 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 ... 副 ... 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 ... 中央唯一的 ... 、中国人民 ... 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 ... 的报道说：“坚决 ... 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 ... 中央、 ... 、中央 ... 、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data-filtered="filtered" 林彪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 ... 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 ... 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中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 ... 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 ... 报》庆祝中国人民 ... 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 ... 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 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data-filtered="filtered" 杨成武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 ... 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 ... 在外地，他是奉 ... 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 ... 弹药等等。而各级 ... 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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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 ... 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 ... 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 ... 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 ... 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 ... 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 ... 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data-filtered="filtered" 五一六通知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 ...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 ... 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7年10月5日， ... 中央批复 ... 、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 ... 、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 ... ... 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 ... 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 ... ”。其中第一条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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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简称全军“文革”)小组，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 ... 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 ... 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 ... 报》l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中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O”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 ... 。

　　“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data-filtered="filtered"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当 ... 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 ... ，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 ... 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 ... “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 ... 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 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 ... 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 ... 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 ... 中央 ... ...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 ... 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枪头。”所谓“银样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 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 ... 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 ... ，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 ... 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 ... 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 ... 经过“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本文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红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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