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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式家具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总的来说，宋代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宋代家具虽然以使用就地取材的软木为主，但也不乏以硬木...家具的史料记载。这就说明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用檀香做的家具。
宋式家具
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且，此时工艺美术所获得的业绩与地位也是举世瞩目的。总的来说，宋代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 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 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低贱模仿高贵，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 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宋瓷相 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 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 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炼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 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 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
与其他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大多数提倡简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 十三岁登基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八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而宋朝则规定皇帝身前不能 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如右下图)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根本无法相比。宋朝 ... 还颁布 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如大中祥符元年 (1008)，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天圣七年(1027)，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 城造朱红器皿。”
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如程颐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 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 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 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必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 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也执此种看法，他在《劝农论》中说，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 矣。”当然，即使有 ... 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又另作别论。
宋代家具虽然以使用就地取材的软木为主，但也不乏以硬木 ... 家具的史料记载。[2]
据有据可查的资料可见，宋代家具使用的材料有木、竹、藤、草、石等，并以木材为主，其种类繁多，多就地取材，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6年（公元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乌木 质地坚韧，在家具上对它以及其他硬木的使用说明北宋早期的家具 ... 工艺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宋末、南宋初诗人陈与义词《菩萨蛮·荷花》中也有“绳床乌木 几”的说法。而从上述“金棱七宝装”措辞看，当时乌木 ... 工艺已达到了相当水平。
在宋代，檀香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使用，例如宋杨文公《谈苑》记载：“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这就说明 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用檀香做的家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也记有：“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 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意思说钱大主去拜见徽宗，见到用普通木头做的椅子，以为是檀香木做的。
宋代直搭脑扶手椅中有一种基本可纳入玫瑰椅范畴，但又与明清玫瑰椅在形制上有所不同的椅子，其图像可见于宋佚名《十八学士图》、宋佚名《孟母教子图》、宋 佚名《佛像》、南宋佚名《净土五祖图》、南宋佚名《博古图》等画中，但至今未见实物出土。其特点是靠背高度低矮，多数与扶手齐平(也有个别的靠背高于扶手 而与后来的玫瑰椅基本相同)，我们可称其为“平齐式扶手椅”。它属于一种过渡形式，可视为明清玫瑰椅的前身。 本文为具体区别于后世所谓玫瑰椅，称其为玫 瑰椅(折背样)。“折背样”这一说法较早见于唐末李匡乂《资暇录》。《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所收《资暇录》中有一段记载：“近者绳床(指椅 子)，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样’。言高不过背之半，倚必将仰，脊不遑纵。亦由中贵人创意也。盖防至尊(帝王)赐坐，虽居私第，不敢傲逸其体，常习恭敬之 仪。士人家不穷其意，往往取样而制，不亦乖乎!”
“短其倚衡”即指椅背低矮，“折背样”中的“折背”言其椅背高度相当于普通椅子高度的一半，而非指其靠背可折叠。玫 瑰椅(折背样)的原始意图按李匡乂《资暇录》说法是为了“不敢傲逸其体，常习恭敬之仪”，因为坐者倚靠过分则使其仰斜，但是当时的文人“取样而制”恐怕未 必是“不穷其意”，笔者认为这似乎更与当时文人崇尚雅洁简朴之风相关。玫瑰椅(折背样)的结构简练，主要体现的是功能性的结构，构件多细瘦有力，几乎将框 架式结构精简到了无法再减的程度，故而没有材料与工艺上的浪费，后来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的一些简洁风格的家具与此是不谋而合的。如南宋马远《西园雅集 图》、南宋佚名《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南宋佚名《南唐文会图》等画中的玫瑰椅(折背样)就均十分凝练，全以结构为主，甚至没有牙头、牙条、牙板的加固与 装饰，体现了后来现代主义设计观念中的“结构也是一种美”的审美特征。譬如，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摇篮——包豪斯的优秀毕业生、匈牙利设计师马歇·布劳 耶于1925年为其师瓦西里·康定斯基设计的《瓦西里椅》在无形中就暗合了中国宋代玫瑰椅(折背样)的某些结构美学特征。
北宋张先《十咏图》、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北宋李公麟《高会习琴图》、宋佚名《孟母教子图》、宋佚名《博古 图》、宋佚名《勘书图》等画中的玫瑰椅(折背样)则或在牙头、或在背板上多了局部的曲线变化，显得丰富了一些。宋佚名《博古图》中的玫瑰椅(折背样)主体 结构非常简洁，只是背板较为复杂，既有开光，又有云纹装饰，与椅身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而北宋李公麟《高会习琴图》中的2件玫瑰椅(折背样)稍显复杂，不 但均有椅披，而且一件的牙头曲线变化较为丰富，另一件的椅足与牙板上都有云纹装饰。
在刻画细致入微的宋佚名《罗汉图》中，一位罗汉盘腿坐于玫瑰椅(折背样)上。椅子各部件以方材制成，木纹毕现。椅背 甚低，截面为扁方形的扶手距座屉的高度仅约为坐高的三分之一，折合成今天尺寸为400px左右(南宋佚名《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北宋张先《十咏图》中的玫 瑰椅也是如此“短其倚衡”)，如此看来，这一设计主要不是为了倚靠，而是为保持“恭敬之仪”。扶手出头，腿间设横枨，座屉下置卷云纹牙板。前面管脚枨处有 三朵云头纹开光，下设卷云纹牙板。椅子上铺设饰有精美花纹的椅披。
圈椅是一种靠背椅，扶手型成一个圆弧整体的椅子，它在唐代基本定型，例如图右侧为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方丈椅立面示意图中的圈椅，寛大厚重， ... 丰满。装饰上承唐，五代风格，造型也趋于完美。随着椅子坐高的增加，宋代圈椅已经具备后来经典明式圈椅的大体造型特征。
交椅[4] 的起源为马扎（胡床），但马扎不能倚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人进行了修改， 并吸收了圈椅上半部分的特征，增加了靠背以及扶手。交椅可折叠，体轻，便于携带；古时行军打仗，打猎出游，都可使用。所以也有“行椅”、“猎椅”之称。据 张端义《贵耳集》中提到“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宰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 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之。遂号太师样。”而当中的“校椅”即交椅，“秦师垣”即秦桧。因“奉承时相”而改进的“太师样” 椅子是一种所谓的“栲栳样”的交椅。张端义所谓的“非古制也”，表明这是当时的一种新型家具。由此可见，“太师椅”之名是从秦桧开始的，同时“太师椅”是 我国家具中以官阶命名的特例。
交椅在古代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只有在当时领域中的“老板”才有资格坐；所以在古时便有了“第一把交椅”这样的说 法。因此成为了南宋达官贵人家中的常用家具。圆搭脑型交椅在明清时期较为流行，是明清交椅中的主要样式。后来太师椅的称谓还发生了不断变化，例如明代所谓 的太师椅其实是指的圈椅，而清代所谓太师椅则多指厅堂中风格稳重、尺寸较大的扶手椅。
桌在宋代以前的使用主要被几、案、台等家具所承担。在宋代许多承具叫做“卓 ”，而 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桌子以木材来 ... ，使早期的“卓”才逐步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桌”。由于北宋桌子实物的发现很少，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明器，例如江苏 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出土的木桌，江苏溧阳竹箐乡宋彬夫妇墓出土陶桌等。所以只能在宋画中挑选“样本”。如北宋佚名《听琴图》中的琴桌，可以看 见这种琴桌比例匀称，结构合理，具有浓厚的宋代文人气息。[3]
宋代之前，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在《新唐书》中记载：“高尺有三寸，方八尺。”其特征是大而矮。到宋代，不少案在高度 上和高脚桌并无太大区别。如南宋陆游所说：“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以越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宋代以后，桌的使用功能越大，陈设功能就越低，案则是实用 功能降低了，其陈设功能则增加了，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相对较高。[3]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区别。何为案、何为桌呢？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为桌。
除了形制上的区别，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比如我们常说拍 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如果我们说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拍案惊奇是惊讶，拍桌子瞪眼是愤怒，它表达 的情绪不一样，这是它的精神层面。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感觉到了 吗？凡是跟桌子相关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关的事都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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