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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在北洋海军的历史上，有一笔数目为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一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 在北洋海军的历史上，有一笔数目为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一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笔款子是以「 ”海防捐”的名义从几个省的范围内摊派募集的，但是却没有用在北洋海军的身上，而是花在了给慈禧太后的寿诞相关事宜之上。也正是因为这笔巨款，北洋海军的缔造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还被扣上了一顶「 ”谎报”的欺君罪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的过程是这么说的：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 ”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长期以来「 ”私藏巨款”一直是李鸿章的「 ”罪名”之一 这段文字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北洋海军战前不是没有钱，而是被李鸿章给「 ”藏”起来下仔儿了。如此看来，李鸿章当真是误国误军、误君误民，应该为北洋海军的战败负全部责任了。 这笔钱存在吗？言之凿凿！这笔钱毋庸置疑是存在的，着着实实为二百六十万两，可是此二百六十万两非彼二百六十万两，这笔巨款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用来花的。 授意李鸿章筹措「 ”海防捐”的人是 ... 海 ... 务衙门王大臣，光绪皇帝的亲爹醇亲王 光绪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 ”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 ”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两广总督）张之洞、江督（两江总督）曾国荃、湖督（湖广总督）裕禄、鄂抚（湖北巡抚）奎斌、川督（四川总督）刘秉璋、赣（江西巡抚）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二百六十万两（二百六十万两来源为：广东一百万两；两江七十万两；湖北四十万两；四川、直隶各二十万两；江西十万两。《清末海军史料》第646－647页）。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 ”海军经费”，「 ”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姜鸣「 ”北洋海军经费初探”）。 这笔钱的来源已经很清楚了，看上去就是为了老太后的颐和园园工筹措经费的一个偷梁换柱的行为。当真是做得天衣无缝， ... 海 ... 务衙门大臣授意、会办海军大臣出面、各省督抚分别摊派、用「 ”海军经费”的名义给修园子当提款机，可以说是可恶至极了。 但是，本人心中又浮上了一个疑问：李鸿章为了北洋海军的经费没少向朝廷哭穷，也没少和户部磨嘴皮子，可是为什么在太后老佛爷要修园子的时候还屁颠屁颠的起头去联络各省筹钱呢？仅仅是因为李鸿章个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动机吗？ 如果李鸿章仅仅是因为溜须拍马太后而置北洋海军嗷嗷待哺于不顾，确实是十恶不赦之举。但是，这于情于理均有不通之处，须知李鸿章是一个多么精明的人，断不会因为溜须太后的一个虚名，去得罪北洋上上下下几万张嘴。果真如此，即便老李最后能说服望银子眼睛都望绿的北洋众人，也是劳心劳神，大伤元气。而从北洋陆海军对此事的反应来看，并未有因钱被挪用而表现出的愤愤之色。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疑问。 解释疑问并不难，要做的首先是缕清中枢、直隶与北洋海军的关系。在朝廷中枢，北洋海军的强力支持者并不是别人，恰恰是要将要住进颐和园养老的慈禧太后以及掌管海 ... 务衙门的醇亲王，北洋海军自1875年开始筹办起到1888年正式成军的建立过程虽然磕磕绊绊，但终于历时13年规模初具，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和醇亲王（当然还有恭亲王）的强力支持（不止一次针对北洋海军的攻击与弹劾被太后和王爷顶了回去），北洋海军根本不可能有「 ”八大远”为主力的堂堂阵容。 另外，醇亲王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有哪个父亲不想早日看到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的呢？而颐和园是否尽快建成，关系到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能否真正「 ”亲政”。要知道，虽然光绪大婚后，慈禧太后已经归政给了皇帝。可是，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 ”帝党”总想着让皇帝「 ”彻底上位”，在他们看来，慈禧太后早日入住颐和园养老之日，就是他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光绪皇帝「 ”独立执政”之时。那么，园工之事醇亲王为啥这么上心就很好理解了。 颐和园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处养老住所，更是帝党逼迫慈禧太后从速归政的物化道具 解决了醇亲王的动机，那么李鸿章积极为此出面奔走联络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笔者回过头来再检视醇亲王筹款设想的原话来： 「 ”窃海军经费历年拖欠情形，业经屡详奏牍。自海军章程议定，承平之日，尚须每年添款垂二十万。设遇征调游历，所费益多，势难筹措。而华洋观瞻所系，又不容不竭力图维，撑持全局。臣亦尝思筹一大批银款，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各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 关键的话出现了，「 ”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各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解读下来，就是这笔钱本金并不用于颐和园的园工，而是将钱存在北洋生利息，用利息来贴补园工之用。至于本金，明确是「 ”专备购舰、设防”所用，如果是为了这园工完成之后就会拨给北洋购舰买炮的二百六十万两巨款，李鸿章那么积极的前后张罗，北洋上下也没什么微词就容易解释得多了。醇亲王积极是为了儿子早日正位，李鸿章卖力张罗是为了本金，而北洋上下没有微词则是对这笔钱的殷殷期盼（甲午战争爆发后，这笔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中有一百八十五万两被提出交予李鸿章购买军火，在甲午战争期间北洋向英国和德国订购的鱼雷炮舰「 ”飞霆”号和「 ”飞鹰”号的船款以及大量克虏伯速射炮和弹药的价款中应有这笔银子中的一部分）。 飞霆号鱼雷炮舰的建造费用即出自「 ”海防捐” 翁同龢的算盘，李鸿章的「 ”牛皮” 北洋海军上下为什么对这笔二百六十万两的银子如此期盼呢？这还得从翁同龢的一份奏折说起： 1888年，也就是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一年，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以郑州黄河决堤，一时无钱治理为由，上了一道《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把截流的刀，架到了北洋海军的脖子上。 「 ”现值国 ... 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兴业未半，诸事待举。然部库空虚，若多事并举，用度浩繁，过于铺张，恐有始基不慎之虞，正所谓欲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惟有在诸事中，择其最要者，逐渐举行，持之以久，力戒虚糜，以求实际。而次第之事，宜当认真布置，徐徐图之，待府库充盈之时，再行续办，如此诸事得以相济，经费可以周转，百姓可得生息。 自光绪十年上谕大治水师以来，数年间广筹方略，悉心经理，行之以渐，虽靡费千万，然终有所成。依北洋前奏，海军之战备，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顾不摇之势，畿辅根本之地，颇现久远可恃之象。且今海疆无事，海军之事，似可稍缓。且陆防亦为国之根本，今勇营积弊日深，军锋转弛，非至计也，亟应整顿。加以武备多系旧式，款项支绌，似宜另图改建，汰弱留强，归并训练，方能得力。 故臣奏请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待限满后再行藉资弥补。并一体裁汰不堪用之勇营，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如此措置较周，府库之虞，犹可解免，可为持久之方。” 翁同龢一手炮制的《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在北洋海军眼里就是《停款要命折》 理由很充分，既然海军已经成军了，那么在朝廷看来自然没有继续往里面投银子的理由，李鸿章也上奏称成军后的北洋海军「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也成了户部停止给北洋海军拨款的绝好借口。在这种情形下，也夹带着对北洋海军加以制衡的声音，翁师傅的奏折得到了批准。 可是，停款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迎娶新娘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副都统护军统领承恩公后晋都统加辅国公桂祥之女），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整场大婚花销高达五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其中，各种「 ”外办”耗费一百零五万余两，占大婚开支总额的20％左右；由「 ”内办”的皇帝、皇后的冠服、朝珠、钿钗、金银珠宝玉器，嫔位所用器物，皇后妆奁，以及后嫔铺宫应用的金银器皿等占总耗费的80％左右。 如此奢靡铺张，相较于康乾盛世时期也毫不相让，不同的则是康乾时期大清王朝「 ”不差钱”，而光绪年则是「 ”最差钱”的时候。在平均一年财政结余不过一二百万两的光绪年来看，一场婚礼五百五十万两花出去了，北洋海军的「 ”定远”级铁甲舰单价也不过一百七十万两。换句话说：光绪皇帝的婚礼花费可以购买三艘「 ”定远”级铁甲舰。面对皇帝学生要求开源节流筹措婚礼开销的要求，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关系国家安危的海防是能抠一个铜板就抠一个铜板，遇到大宗开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裁减海防的经费。皇帝要你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挪钱来结婚，翁师傅别的地方不去想，偏偏想到从海军身上抠钱，其对海军的无知可见一斑。 有人要说了，李鸿章不是也吹嘘「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了吗？言外之意就是翁同龢上了停款的折子也是听信了李鸿章吹牛皮的结果，责任还得李鸿章来负。翁同龢在甲午开战后也曾经为自己辩解，大意是不是自己不给北洋海军拨军费，而是李鸿章在1888年后就一直没有上折子讨要经费，既然没有讨要，想必是北洋经费充足了。李鸿章这么上奏，真的是在吹牛皮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鸿章是出于什么心态来讲「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此话出自1891年北洋海军大阅之后李鸿章对醇亲王语。完整的原话是这样的：「 ”总核海军之势，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宋人有言，疏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结合上下文的意思看，李鸿章的这个「 ”深固不摇之势”的牛皮是建立在守渤海门户的基础上，其间还不乏对海军未能得到及时更新的不满之情，特别是最后「 ”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中显示出李鸿章对朝廷对北洋海军态度的忧心忡忡。同时，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北洋海军的存在也确实达到了「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标准。所以，李鸿章这么说不但不是吹牛皮，反而是字字细细斟酌的真心直言，表达得恰到好处同时又用心良苦。 言官御史的力量 可是，李鸿章宣称「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确给了保守派停止为北洋海军拨款的口实，按道理说，1888年的北洋海军虽然规模初具，但是海军作为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军种，是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经费的军种。所以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该在此时此刻给保守派这么一个口实，但大多数人还是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就李鸿章当时的处境来看，他面对着一个十分难对付的集团，一个最终让他身败名裂的集团：清流言官！ 自从「 ”风闻言事”的风气一开，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就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如果传闻属实，则被弹劾的官吏会受到处分；如果传闻不属实，弹劾者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处罚。诚然，在某一段时期内，这群言官和御史们确实能起到监督官员是否称职和防止 ... 发生的作用。可是久而久之，风闻言事蜕变成了结党营私、相互攻击的工具。只要与你政见不合或者阵营不同，我就能根据市井传言、甚至可以自行炮制一份弹劾奏章来整治整治你，即便整不倒你，也能让你恶心好一阵子，而我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能落个「 ”不畏权贵”的直谏名声，当真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如果构成了诬陷被判廷杖、流放甚至是 ... 头，那就是流芳千古，也是读书人最向往的结局，更何况晚清时代秉承「 ”刑不上士大夫”，基本不会对文人用「 ”廷仗”这种「 ”恶法”）。 清流派的标志特征就是说得比做的好，道德标准由他们来制定，但是却要别人排除万难地去遵守，清流们无形中俨然成了道德的仲裁者。由于他们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导向把手，是非曲直完全由他们的嘴巴说了算，说你丧尽天良你就是丧尽天良，胆敢有不同意见等同于狡辩，罪加一等，必将遭致更严重的口诛笔伐。道德标准的僵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基于掌握的实际情况真正敢于直言之士往往被扣上一顶这样或者那样的「 ”道德帽子”受到了舆情无情的打压，丝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开「 ” ... 李鸿章+获罪+声名鹊起”模式的梁鼎芬（当然他因此而获得了附赠品——一顶绿帽子） 尤其是李鸿章办的是洋务，为当时中华正统所不容，被视为「 ”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之举。因此，对李鸿章的弹劾奏折犹如雪片一般飞进了军机处。其中以梁鼎芬、黄体方和安维峻最为著名，梁鼎芬称李「 ”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 ... ，请特旨明正典刑”；黄体芳的那道「 ”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的折子很明显是在影射李鸿章拥兵自重、强烈要求朝廷削权；而安维峻则更是落井下石，以「 ”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鸿章遭遇甲午之败后根据「 ”听说”和「 ”想像”捏造罪名并大呼「 ” ... 李鸿章以振奋人心”，大有不 ... 李鸿章中国无以富强的架势。 以高呼「 ” ... 李鸿章以振奋人心”捞了一票「 ”好名声”的所谓「 ”陇上铁汉”安维峻 试想，面对御史们如此的「 ”监督”，李鸿章如果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哭穷，那么这群人会如何起草他们的弹劾奏章？办海军办了十几年还是没有成效，那岂不是罪加一等了？李鸿章如果不说北洋海军「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话，他将面对的攻击和弹劾会何等的猛烈。以至于面对翁同龢「 ”北洋为什么在战前不向户部要钱”的辩解，李鸿章愤怒的反唇相讥：如果我在那时候开了口，我李鸿章还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那时候开口的话早就被弹劾奏章给活埋了）？ 在一个国家守旧腐朽的官僚体制下，一个头脑相对清醒，希望对国家机器尝试进行某些变革的人物是很容易受到敌视的。当李鸿章想对科举考试做一下小小手术的时候就被汹汹舆情指责为「 ”以夷替夏”、斥之为「 ”文化汉奸”。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李鸿章的同年同科，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仅仅因为赞同泰西诸国的政治制度，向朝廷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而谤满天下，最终被罢职还乡，终其一生未获启用（就连身后也被剥夺了赐谥立传的资格）。形单势孤、目睹同年同僚遭遇悲惨的李鸿章所担负的压力何等巨大。 因为发表「 ”赞同西方一些制度的言论”最终罢职还乡、晚景悲惨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 ”水浅而舟大也……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毛主席他老人家准确地道出李鸿章的尴尬，老李确实是条不错的大船，只是大清国这潭水太浅罢了。 李鸿章，这位大清国天字一号裱糊匠对空谈误国自是憎恶至极，不过李鸿章毕竟是大清国的臣子，面对重重掣肘，他没办法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在风头最盛的时候解散湘军、急流勇退。这个在王树增先生眼中 「 ”愚蠢”到极点的安徽人，承担「 ”人情所最难堪”、「 ”费力不讨好”之事，平日里只能「 ”开目而卧”（言一切了然，但办不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也只好被迫出来收拾收拾残局，无奈地看着只懂得磨嘴皮子的清流文人享受着舆论的赞扬。 不是滋味的感悟 说到这里，这二百六十万两海军巨款的来龙去脉已经露出了水面。 在晚清，执掌舆论的是一群丝毫不懂得近代工业、只知道满嘴春秋大义的书生；为官者身处的是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才不犯错的年代；而掌握国家命脉的是一群目光短浅，只知道勾心斗角之徒，想要做点事情特别是办洋务这种涉及「 ”华夷”路线问题的大事是多么的困难。在海军经费常年「 ”短斤缺两”不足额、甚至数年「 ”断供”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一手创办的海军争取一点不算多的经费，甚至要和醇亲王、老太后做交易，豁出老脸联络各省的督抚干着「 ”报效”这种当时看来也是十足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举。做实事的落得千古 ... 名，而空谈者却因为掌握舆论而名垂青史。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也是北洋海军的悲哀、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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