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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不比晏子高 （孔子雕像） 在春秋时期的山东版图上，曾经存在两个代表性的大国——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国家并立了数百年。这也是今日山东仍被称为“齐鲁大地”的历史原因。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在这两个国家的舞台上活跃着两位名人，一是齐国的晏子（婴），一是鲁国的孔...
孔子不比晏子高
（孔子雕像）
在春秋时期的山东版图上，曾经存在两个代表性的大国——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国家并立了数百年。这也是今日山东仍被称为“齐鲁大地”的历史原因。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在这两个国家的舞台上活跃着两位名人，一是齐国的晏子（婴），一是鲁国的孔子（丘）。晏子比孔子年长，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子继其父为齐国上大夫时，孔子尚未出生。
（晏子雕像）
本文既曰“孔子不比晏子高”，就有比较的意味。如果单只比身高，孔子完胜，晏子完败，孔子确实比晏子高出不少。司马迁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1909）“长人”就是“大个子”。有人算过，即便按汉尺计算，孔子也在2米2以上，可谓古代的姚明。晏子就惨了，他站在孔子面前只有仰望的份儿。刘向比司马迁晚了不过几十年，关于晏子的身高，他只留下了半句话——“晏子盖短”（《晏子叙录》）。司马迁说的也不详细，只称晏子“长不满六尺”（《史记》第7册，页2135）。也按汉尺计算，晏子的身高，大约在1米4左右。总之，晏子是个矮子。楚国正是抓住晏子的这个“短”处，在其访问该国之际，即使贵为国宾，也故意给他开小门，这才引起了晏子“使狗国者，从狗门入”（《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82）的外交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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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矮是“自然灾害”，如此比较意思不大，如果比较治国才干就未必了。现在的人们一般认为，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而晏子则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记载孔子行迹的主要是《论语》与《孔子家语》，记载晏子行迹的主要是《晏子春秋》。这些著作都不是他们生前的个人著述，而是后人根据记录、回忆整理而成的。从《论语》与《家语》可知，孔子留下的主要是言论与思想。先不说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曾经遭到墨子的批评（《墨子·耕柱》），也不说韩非子将孔子的儒学视为“五蠹”之首（《韩非子·五蠹》），就史实说来，孔子的学说在其生前的确不为各国君主所接受，诚所谓“言之不行，道之不行”（《史记》第10册，页3297），孔子只得带着弟子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孔子家语·在厄》），“累累如丧家之狗”（《史记》第6册，页1921），甚至孔子自己都心灰意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似乎也并不怎么爱国。
《晏子春秋》则不然，他所记载的主要是晏子几十年的治国经历与政治实践。灵公时晏子初入仕途就不说了，他协助庄公、景公几十年，无论治国、民生、外交、战争等方面，晏子都曾践履躬行，其中有顺境、有逆境，有建言、有决策，有劝谏、有变通，有坚持、有辞职，按照孔子的说法，还有“折冲尊俎”（《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238），大体上维护了齐国的稳定，保障了基本民生，缓和了周边关系，提高了“国际”地位。正因晏子奠定的政治基础，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风云中始终保持了大国与强国地位，而孔子曾为之奋斗的鲁国，到战国初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见，《晏子春秋》不是《论语》式的语录，而是一部晏子参政、议政、执政的全面纪录。正因如此，司马迁对晏婴表达了由衷的崇敬：“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第7册，页2137）虽然司马迁将晏子列入“列传”，把孔子纳入“世家”，也对孔子表达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表白，甚至称孔子为“至圣”。然而，当汉朝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为基本国策，司马迁这个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勉强保命的史官，就只剩下“保持一致”了。
孔子与晏子同时期活跃在齐、鲁两国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免不了有所交集。据《管晏列传》记载，孔子35岁那年，因鲁国内乱与其国君鲁昭公先后逃亡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咨询政事，他随即搬出了最热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似乎这套理论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景公马上对其产生了好感，并要赐给他一块封地。晏子听说后，向景公表达了不同意见：“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第6册，页1911）大意是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法律无法约束，傲慢任性不能用为臣子，实行厚葬不惜倾家荡产，游说求官却不会治理国家。他那套奢华繁琐的礼仪几代人也学不完，如用其主张改变齐国风俗，将不利于领导齐国百姓。晏子不愧为政治家，目光如炬，寥寥数语，即戳穿了孔子空洞的说教的本质。景公明白孔子的说教根本没有可行性，从而疏远了孔子。
晏子搅黄了孔子晋身齐国上层的好梦，孔子心中不悦，于是他就散布对晏子不利的言论，讥讽晏子辅佐三位国君，表面上是个贤人，其实是个小人。无非是看人下菜碟，擅走上层路线，而不能施惠于百姓。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363）晏子听说后，登门求见孔子。晏子说，听说先生有讥讽我的话，特意来见。像我这样的人，哪能以道义来求取俸禄呢？我的宗族靠我帮助的有几百家，齐国之“间士”（闲士）靠我接济的有几百家。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做官的。像我这样的人，怎能用道义来求取俸禄呢！这些话也是对孔子四处游走，兜售治国之术，以谋取官位俸禄的一种讽刺。晏子走后，孔子对其弟子似乎说了几句真话：晏子赈济百姓而不夸耀，辅佐三位国君而不居功，的确是真君子（“救民之姓（生）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孔子与晏子这段交往另有一个版本。孔子认为，晏子辅佐齐国三位君主都很顺利，“是有三心”，从而怀疑其为人。晏子听说后不以为然，他说：我世为齐民，不自正其行，不自知其过，就不能在齐国立足。他批评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树下讲课被人驱赶不以为耻辱，流落陈蔡饥肠辘辘不以为穷困，诽谤诋毁别人却不了解情况），如同“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水边的渔民指责刀斧，山上的樵夫挑剔鱼网）一样，驴唇不对马嘴，信口开河，率尔鼓舌。晏子说，我本来对儒者还是敬重的，现在我对儒者开始怀疑了（“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这些话传到孔子那里，孔子感到惭愧，他对弟子说：我对晏子的私下议论，有失客观公正，这是我的错。我听说，德过人则友其人，不及人则师其人。如今我错误指责了晏子，晏子批评我，晏子就是我的老师了。于是派其弟子宰我当面向晏子谢罪，然后亲自去拜见晏子（《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372）。
在晏子从政史上，最为今人称道的是“晏子使楚”，这篇古文甚至收入了中学课本。“晏子使楚”当然是晏子精彩的外交佳话。他是在楚国君臣满怀敌意或者不怀好意的氛围中访问楚国的。他顶住楚国君臣的刁难、戏弄与刻薄的外交压力，以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娴熟的外交手腕、机智的外交辩才，挫败了楚国的敌意，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取得了出使楚国的外交胜利。有趣的是，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外交经历。这段经历似乎因为不太光辉，后人极少提及。孔子一生得意时不多，但在鲁定公时期终于出人头地，先是任中都宰，继而被提拔为司空，很快又升任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终于上演了一场“孔子使齐”。
当齐国得知鲁国重用孔子的情报之后，由于孔子名气较大，感到这对齐国不利，于是邀请鲁国举行两 *** 会，会谈地点定在齐地夹谷。孔子陪同定公出席峰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摄相事”）。孔子在这一外交场合表现的非常强势，他先是对定公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因此要求作为军事官员的左右司马随同出访，以防止齐国的阴谋与不测。
峰会期间，孔子对齐国的欢迎礼仪百般挑剔，他指责齐国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所谓“夷狄之乐”，而将演职人员赶出会场。他又指责第二首乐曲是以“匹夫而营惑诸侯”，下令“有司”对演员实施刑法，滥行杀戮，这些侏儒与俳优演员顿时身首异处，血溅舞台。齐景公此时只有害怕恐惧的份儿，只好把先前占有的鲁国土地归还鲁国（《史记》第6册，页1915）。由此可见，如果孔子得势，其所实行的极有可能是铁血政治，其施政风格与晏子截然不同。一些后人论证晏子应当归于儒家，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齐鲁夹谷峰会举行于公元前500年，晏子正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至于晏子当时是否与会，史书记述不一。当代学者考证，晏子出生于公元前578年。如此算来，夹谷峰会这一年晏子已是78岁的风烛残年。至于他死在夹谷峰会之前或之后，没有看到确切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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