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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曾有“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之举。关于呼池苑地望，颜师古注以为是“中山之安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综合分析，安民县即呼池苑在安定郡，具体地望当在泾水支流古氵内水（今黑河）源头所在的甘肃华...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曾有“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之举。关于呼池苑地望，颜师古注以为是“中山之安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综合分析，安民县即呼池苑在安定郡，具体地望当在泾水支流古氵内水（今黑河）源头所在的甘肃华亭县一带。颜注显误。“呼池苑”一名因何而来，历来无解。出土于古要册湫的战国时期秦王诅楚王的“亚驼文”之“亚驼”，宋人董以为读作“池”（滹沱）；裘锡圭先生进一步考定“池”（滹沱）乃“亚驼文”所告之水神。考之史乘方志，发源于今华亭县的泾水支流黑河古称氵内水，该河又称滹沱河，呼池苑即因此河而来。“亚驼文”所告之水神虽然是古氵内水即滹沱河，但告神之地却不在古氵内水即今黑河，而在同属泾水水系又河口非常接近的泾水支流的支党河，该河发源于古要册湫即今正宁县湫头乡一带。古要册湫唐宋时曾以“灵异”著称，亦可证其在先秦时是与朝那湫并列的秦人“诅楚”告神之地。
关键词： 亚驼文； 呼池苑； 华亭县； 滹沱河； 要册湫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ｃｈｉ Ｐａｒｋ， Ｙａｎ Ｓｈｉｇｕ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Ｙａｎ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ｗｒｏｎｇ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ｓ ｔｈｅ Ｈｕｃｈｉ Ｐａｒｋ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Ａｎｍ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ｕａｔｉｎｇ，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ｃｈｉ Ｐａｒ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ｕａｔ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ｇｉａ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Ｙａｔｕｏ”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ｕｔ ｈｉｓ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ｈｅ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Ｚｈｉｄ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ｕｔ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Ｙａｏｃｅｑｉｕ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Ｙａｏｃｅｑｉｕ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ｎａｑｉｕ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ｏｌ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Ｑｉｎ “ｉｍｐｒｅ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Ｙａｔｕｏ； ｔｈｅ Ｈｕｃｈｉ Ｐａ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Ｙａｏｃｅｑｉｕ
《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所刊裘锡圭先生《诅楚文‘亚驼’考》一文，就出土于古要册湫的战国时期秦王诅楚王的“亚驼文”之“亚驼”一名究为何指这一千古难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该文不仅推翻了古人关于“亚驼”名号的错误陈说，而且对“亚驼文”所告之神与呼池苑、安民县地望的辨析推论，精当严谨，令人信服。文章认为“亚驼”应读作“池”（滹沱），其所告之神“并非晋之池。汉代以前，在今甘肃东端泾水至正宁一带，应有一条河流与呼池苑同名。西汉末平帝时改为安民县的呼池苑即因此得名。要册湫当与此河相关，诅楚文的‘亚驼’即指此湫或此河之神。”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文中所论也体现了裘先生审慎求实的科学精神。笔者也曾对西汉设立安民县与呼池苑问题及其属地进行过一些探讨，文中对呼池一名亦有所论列［１］。现就此问题再作申论和新的探讨，或可落实裘先生关于“亚驼文”所告之神为当地一条河流的推论。
一、 呼池苑属西汉六牧师苑之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可知六牧师苑是西汉在边郡设立的国家牧马基地，并有令丞等专司管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北地郡（治马领县，即今甘肃庆阳西北）灵洲县（今宁夏灵武县北）有河奇、号非二苑；归德县（今陕西吴旗县西北）有堵苑和白马二苑；西河郡（治平定县，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鸿门县（今陕西神木县南）有天封苑。清人钱大昭认为上述诸苑就是西汉的“边郡六牧师苑”，地当西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６郡之内。［２］卷１５《地理志下》也就是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这里位于黄土高原西北部，正是西汉王朝的西北边地，历史上曾长期是半农半牧经济区，尤以汉唐间牧业兴盛而著称于世。故钱氏所论已为后世学者所认同。
然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牧苑只有５个，尚缺一苑。对此，曾有人以为北地郡郁郅县（今甘肃庆阳）驻有“牧师苑官”，即是失载一苑的所在。虽然牧师苑与牧师苑官驻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将两者完全等同恐非妥当。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２）夏：“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可知，西汉曾设呼池苑，平帝时罢苑而改称安民县。但颜师古却注“安定”为“中山之安定”，而据《汉书·地理志》，交趾郡亦有安定县。故呼池苑究竟为哪个“安定”所属，历来存有争论。
考诸史乘，虽然呼池苑与安民县均失载于《汉书·地理志》，但在汉魏间史料中却有明确的线索 ，也有不少旁证资料。
（１）《后汉书·刘盆子传》：建武二年正月，赤眉自长安“引兵而西，……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眉阝，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 ，士多冻死，乃复还”。
（２）《后汉纪》卷５：建武六年夏四月，光武帝欲伐隗嚣，“是时，建威将军耿屯漆，征虏将军祭遵屯，征西将军冯异屯上林，大司马吴汉在长安，中郎将来歙监领众军在安民”。
（３）《东观汉记》卷８：建武八年正月，“（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阳城，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夜袭嚣拒守将金梁，皆杀之”。
（４）《后汉书·来歙传》：建武“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精兵随歙，合二千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
（５）悬泉汉简：“明昭哀闵百姓被灾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赡），为择肥壤地，罢安定郡呼池苑，以为安民县。”［注： 转引自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革干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９日。］
此外，上引各书及《水经注》还有一些类似史料，兹不赘列。据上可知，两汉之际的安民县也就是西汉平帝以前的呼池苑。史料记载的赤眉入安定，光武帝及部将伐隗嚣等战事，都发生在安定、北地、天水诸郡及右扶风西北一带地区 。而从悬泉汉简可以确定呼池苑就在安定郡内，这就充分说明安民县或呼池苑不在交趾郡安定县，也不在巨鹿郡或安定侯国。
但呼池苑在安定郡内，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要确定其具体地望，我们还需从西汉安定郡政区分布和上述涉及两汉间安民县战事的那些地名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答案。
从西汉安定郡政区分布来看，《汉书·地理志》所载安定郡辖有２１县，地域包括今甘肃陇东大部和宁夏南部，而在今平凉地区仅设有泾阳、卤、安定、阴密、爰得诸县。各县所在大致为泾阳约当今平凉市（崆峒区），卤县占有今崇信北部，安定地在今泾川和庆阳市镇原二县间，爰得在今泾川县东南，阴密在今灵台县。［３］而今华亭县全境和崇信县南部西汉时尚无县级建制，其中，华亭和崇信二县南部为西汉右扶风县北境，华亭县北部属泾阳或卤县地域。从上述建制和地域关系可以看出，今华亭、崇信二县地域在西汉时不仅分属于周边各县，而且，除崇信北部一隅建有卤县之外，这一地域尚无县级建制。因此，今华亭北部、崇信南部乃至灵台县西部这块广大的地域，在当时还是相对人烟稀少和未曾开发的地区，所以，西汉在这样一块地旷人稀、适宜放牧之地设苑养马，是最恰当也是必然的选择。
再从光武帝两次与隗嚣争峰对峙的战事形势和行军方向分析，东汉诸将屯于漆、、上林等地，均在今陕西境内，亦不在当时的安定郡范围之内；而兼领众军的来歙则驻军于安民，属于安定郡。后来歙与屯于的祭遵所部精兵合兵西进，斩山伐木开道，越陇山攻袭略阳，可知安民县与县相近。来歙出兵路线是从安民至阳城，再至番须、回中，然后越陇山而攻袭略阳。从战事经过和行军方向判断，安民与阳城、番须、回中相近，而且都在县之北安定郡内。安民是来歙监领众军之前沿军事重镇，番须、回中应是西汉关中与陇右交通的咽喉要道，而阳城则是安民与番须、回中两地间联络的纽带和必经之地。故三地或与安民县相邻，或就是安民县之辖地。因此，阳城、番须与回中的位置，是确定安民县亦即呼池苑的关键所在。
番须与回中有时连称，两地当相连或邻近。《汉书》、《后汉书》诸家注对其位置的解释颇为混乱，或言在县，或曰在安定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县），吴山在西，古文以为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弦蒲薮。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鞠，雍州川也。”又《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县），有吴岳山，本名，水出。有回城，名回中”。这里明确记载回中在县。汉代县即今陇县，北与今甘肃华亭县接界。华亭县始置于隋大业元年（６０５），《隋书·地理志》所载华亭县虽未交代所置何来，却明确说明该县“有陇水、水”。这就说明秦汉间的县北境占有今华亭县的南部一带地区，而呼池苑、安民县以及阳城、番须、回中均在安定郡，且与县相邻或接界。由于安民县自西汉平帝元始二年（２）设立，至东汉安帝时（１０７——１１９年在位），因羌人起义而将安定等三郡内迁时罢并，历时仅百余年，此后，直到隋代之前今华亭县一带未曾设县，故数百年间时移世易，县北境的内缩多为后人所不察，致使人们对番须、回中的解释出现混乱。清人惠栋认为：“番须、回中皆在安定，诸家所注皆非也。”因为“天水、陇西、安定、北地，隗嚣所据，故王元拒陇坻，在天水郡。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皆在安定郡，则回中在安定无疑”［４］卷６《列传第五》。这是很有见地的确论。
回中一名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案《三辅黄图》卷３记载，秦始皇此次出巡所过回中即是回中宫。“回中”之名也有回中宫、回中道之别。当是先有回中之地，再修回中之宫，后开回中之道。西汉元封四年（前１０７），汉武帝“幸雍祠五，通回中道，北出萧关。”此后，汉武帝又曾三次“行幸回中”。［５］卷６《武帝纪》可见，回中道曾是秦汉时代关中通往陇右的交通要道。这条回中道南起县之北回中宫故址附近，北上可达萧关，南与关中通往陇右的陇关道相接。［６］番须口又称“陇山口”，位于陇关道通往陇右之陇山东侧。因此，番须、回中都在陇山东侧、县之北的交通线上，则安民县亦在其北，即可肯定。
阳城与安民县更有不可分割之关系。但史料中几乎不见阳城的资料。熊会贞认为：“赤眉至阳城、番须、回中，则番须、回中与阳城近。”［７］卷１７《渭水上》此论甚当。《读史方舆纪要》华亭县条下有“阳城”一名，并载：“道元曰阳城在安民县，……后汉废。安民县在（华亭）县界，今汉志不载。”［８］卷５８《陕西七》谭其骧《新莽职方考》认为，西汉安定郡原有２１县，后增置一县即由呼池苑改置为安民县。［９］１７３６范文澜亦认为西汉罢呼池苑所设安民县在今华亭县。［１０］可见古今学者都确认呼池苑和安民县就在现在的华亭县一带。
综上所论，呼池苑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边郡六牧师苑中失载的一苑，其地当在今甘肃华亭县一带。
二、 呼池苑因泾河支流古水而得名
关于“呼池苑”一名因何而来，历来无解。北宋人董认为“恶池”应读为“亚驼”，“亚驼”即为“池”。这一见解为我们破解“呼池苑”得名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启示。董《广川书跋》：“《周礼》曰‘其川滹池。’……此宜读‘恶池’为‘亚驼’，不足怪也。乌池在周为沤夷水，起北地，东入河，一名氵冠水，九泽一也。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１１］卷５《诅楚文》案《周礼·夏官·职方氏》：并州“其川池、沤夷”。《礼记·礼器》：“晋人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释文》：“‘恶’依注音‘呼’，又音‘’，好故反。池，大河反。注同。” 董关于“亚驼”就是晋之池的说法虽不足信，但其“亚驼”即为“池”的论断却极有价值。裘锡圭先生对“亚驼”应读为“池”以及其地不在晋地已有精当考论，兹不赘述。
颜师古注以为“安定呼池苑”为“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案《汉书·地理志》中山国辖有１４县，其中并无安定县。而与中山国相邻的巨鹿郡则有安定侯国。显然颜氏误将巨鹿郡安定侯国搬到了中山国。陈直《汉书新证》根据考古材料对颜注提出异议：“封泥考略卷４，第５５页，有‘呼沱塞尉’封泥，可证为边塞之要地，现废苑为县。”又在代郡卤城县条下，同引上述材料，以为“呼沱塞尉”之呼沱，“莽为池之假借字。”［１２］《汉书·地理志》代郡卤城县条下注曰：“池河东至参合，入池……莽曰鲁盾。颜师古曰声呼，池音徒何反。”池河今作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五台山北侧繁峙县东，为海河水系子牙河上游的北支。该河西汉时源头正好从代郡卤城南逶迤东流，经巨鹿郡安定侯国北部东流入海。西汉中山国与巨鹿郡隔池河相望，颜师古以为呼池苑与池河字音相近，因而得名，故将呼池苑所在之安定解释为巨鹿郡（中山国）之安定侯国，显然不足为据。
呼池苑一名与晋地之滹池河无关，说明它别有来由。事实上那时还有另一条名叫“沱”的河流存在，这条河流就是泾水上游西岸的一条重要支流——黑河。黑河又称黑水河，古称水，亦作芮水。又因其下游流经宜禄川，西魏废帝时曾改东阴盘县为宜禄县（今陕西长武县），故早在北魏时水又被称为宜禄川水。明代时由于一些文人及其著述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误将亦发源于华亭县、位于水之北的泾水支流阁川水当作水，而将水以其支流达溪河之古称“黑河”取而代之，流传至今［注： 参见祝世林《平凉古代史考述》，平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９７年印（内部版）；王元林《水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９年第１辑。］。
水即今黑河，发源于今甘肃华亭县南部陇山东麓的上关乡石罐子，东经甘肃崇信、灵台、泾川诸县，入陕西长武县，在长武县与彬县交界的亭口镇东汇入泾水，全长１５５公里。黑河古称水，《诗·大雅·公刘》就有“止旅乃密，芮鞠之即”之句；《尚书·禹贡》称“泾属渭”。《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川泾”。由于水汇入泾水处就在古豳地附近，这里曾是周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地域，故水曾受到周人及后世儒家的高度重视，并屡见于先秦典籍的记载而成为一条自上古就很著名的河流。
水除了芮水、宜禄川水和黑河等名称或别名外，应该还有“沱”这一称呼。虽然史料中鲜少记载，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其一，《穆天子传》中留下关于“沱”河的珍贵史料：“天子猎于钅开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钅开山之队，北循沱之阳。”［１３］卷１《穆天子传》钅开山即氵开山，为氵开水与芮水之发源地和分水岭。《汉书·地理志》“氵开水出（氵开山）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鞠，雍州川也”的记载，正点明了氵开水与水共同发源于氵开山而分流的关系。岑仲勉先生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认为，钅开山即笄头山或鸡头山，亦作氵开头山，在今平凉西４０里，即崆峒山的西部；“沱”河则指泾水上游。崆峒山虽非钅开山，但两山都是陇山的支脉，且相距不远。岑氏认为“沱”河即为泾水上游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钅开山在西汉时的氵开县北部，即今华亭县的南部，钅开山之北为“沱之阳”，其方位正在今华亭县南部。故所谓“沱之阳”也就是位于钅开山之北的水源头所在。
其二，唐代在道教圣地崆峒山兴建有“滹沱寺”。道教圣地崆峒山相传自秦汉时已有宗教建筑，而据《崆峒山志》载：唐代明慧禅院开山祖师仁智在崆峒山创建丛林，修建有问道宫、轩辕宫、上天梯和滹沱寺等４处宗教建筑。“滹沱寺”明清时称真乘寺，寺“内有金大安中铜钟一，铭曰：‘崆峒明慧禅院，开山祖师讳仁智，于大唐创建丛林，历代六朝云。’”［１４］卷１《古迹》“滹沱寺”一名所据何来虽已不可确知，但崆峒山与氵开山相距不远，又都在泾水上游一带，故“沱”河与“滹沱寺”具有一定渊源关系，或与当地历史人文背景及水系地名互有关联，当可肯定。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沱河作为自上古以来水的别称，虽较少被人提及和使用，却直至唐代时仍然为人鲜知，因此才有 “滹沱寺”一名的复现。由此也可证实，西汉六牧师苑之一的“呼池苑”之名，来源于西汉时流经安定郡安定县的别称为“沱”的水一名。
三、 “亚驼”神乃水之神，其告神之地在要册湫
裘锡圭先生曾说：“要册湫或与之有关的河流，在古代曾有过‘亚驼’，亦即‘呼池’之名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事实的确验证了裘先生的推断，上文已经证实在泾水上游确有一条名为“沱”的河流，它就是泾水上游西岸古称水今称黑河的支流。那么，要册湫又地在何处，它与古水即今黑河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正是确定“亚驼”神所告之水和告神之地的关键所在。
《诅楚文》刻石三块发现于宋代，分别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和“告亚驼文”。这一稀有刻石因其具有史料、文字、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价值而备受学界关注。据载三石分别出土于陕西凤翔开元寺地下、朝那湫水旁和真宁县（今甘肃正宁县）要册湫。关于三石所告之神有不同观点，主要皆为水神［１５］《金石志》，分别是楚、齐、三晋之地方神［１６］和分别代表天神、水神、地神等观点。［１７］裘锡圭先生考定“亚驼”神为水神。吕静则认为《诅楚文》所告之神应是秦领地内的地方神，其中，“巫咸文”所告之神巫咸，是由商代贤臣巫咸与巫师合体的人神，“大沈厥湫文”和“亚驼文”所告之神分别为湫渊与亚驼水神。［１８］对于所告三神之地望，由于“巫咸文”发现于秦故都雍城所在地凤翔，这里是秦之宗教中心，“大沈厥湫文”刻石出土于朝那湫附近，故其地望比较清楚。惟“亚驼文”一石因其所告之神难以落实而争论颇大，甚至有人因此而定其为伪刻。我们揭示了呼池苑之名来源于沱河，而沱河就是古称水今名黑河的泾水支流，这不仅使“亚驼”神为水神的结论有了坚实的根据，而且也使“亚驼”水神地望的落实成为可能。
据南宋姚宽《西溪丛语》记载：“秦誓文有三本传于世，岐阳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亚驼。”朝那和要册应是泾水流域具有神异功能的湫池，《史记·封禅书》“集解”引苏林语：“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灭，不生草木”。“索隐”说：湫渊“即龙之所处也”。因此，“湫渊朝那”秦汉时即位列“名山之祀”。要册湫不见于秦汉间文献，而唐宋以来其相关记载则多见于史乘。《新唐书·地理志》： 宁州彭原郡真宁县“本罗川。有要册湫。天宝元年获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元和郡县志》：真宁县有“子午山，一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处”［１９］卷３《关内道三》。真宁县有“通圣观。唐玄宗梦群仙现于罗底，乃召访焉。于彭阳罗川寨东王堡村底家庄有一老人，引使者至洞口，见一白兔入洞口，遂掘得二十七仙，并玉石像，各题仙名，并老人亦一仙，以应二十八宿。乃建此观，县改真宁。”［２０］卷上《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宁州》《大明一统志》：“要册湫，在真宁县东六十里。桥山之尾周围九亩，旁有龙祠，唐开元中建，历代皆加封号，碑刻甚多。”［２１］卷３６《庆阳府》《肇域志》：真宁县有“龙秋水，在县东六十里。……要册湫，在县东六十里。《方舆胜览》云：‘桥山之尾有水，曰龙湫。’此地是也。广九亩，深数丈，无禽鱼，萍草茂林，古树阴翳，虽值旱涝，不凋不溢。旁有龙祠，唐开元中建。”［２２］《陕西·庆阳府》《太平寰宇记》：“太平兴国二年，封真宁县界要册湫普济王为显圣王。俗名圣水泉”。可见，真宁县东要册湫及周围一带，既邻近桥山和黄帝陵，又有龙湫水和龙湫，出土玉真人像，建有通圣观和龙祠，并碑刻甚多，确是一处与湫渊一样，同为“龙居之地”而充满神奇的灵异之地。董在《广川书跋》中曾说：“要册有灵应，而朝那无闻”。说明唐宋以来要册湫之灵验有名，反而超过了秦汉以来非常著名的朝那湫渊神。何英先生指出：真宁县桥山与湫头滩、东圣山合称湫头乡的三大景观。“湫头滩过去曾经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显神庙，以给陕、甘、川一带群众‘赐雨灵验’而闻名遐迩。自唐代以来为历代皇帝以及陕、甘、川群众‘取雨’的地方，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盛大庙会。唐僖宗乾符三年将该庙神封为‘应圣侯’，唐昭宗光化二年‘进封普济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改封显圣王’，并重修庙宇，立玉石碑以纪念。”故明初都御史景清在《题正宁县境》诗中即有“桥山唯有灵湫在，万代穹碑焕典章”之句。［２３］从唐代罗川县因境内要册湫发现玉真人像而更名真宁县，以及祠观的修建，到唐代陕、甘、川群众“取雨”灵验以及宋代董“要册有灵应”的评论，再联系到“告亚驼文”刻石出于要册湫，这可能昭示着要册湫同朝那湫一样，是先秦以来泾水流域又一处具有“灵应”功能的告神之地。只不过最初它没有朝那湫那样著名，故而失载于文献。可是到了唐宋，一系列“灵应”之事的出现，反而使它成为比朝那湫更加著名的“灵应”之地。
要册湫既以神奇灵异著称，它曾经是告神之地即可肯定。今正宁县罗川乡乃唐宋时真宁县故城所在，其东６０里为该县湫头乡所在。“湫头”一名大有来历，当与“湫水”、“湫池”有关，其得名源自“要册湫”和“龙湫”无疑。《方舆胜览》：“桥山之尾有水，曰龙湫。”今湫头乡东北有支党河，湫头乡即在该河上游北岸。这就清楚表明今湫头乡一带就是古要册湫之所在。
支党河亦为泾水支流，该河发源于正宁县东缘，自东北向西南入陕西省后又称阎子川河。支党河即阎子川河经旬邑、彬县，在彬县水帘镇西自泾水东岸汇入泾水。与阎子川河遥相对应，黑河由西向东在长武县亭口镇东之泾水西岸汇入泾水。
据上可知，“亚驼文”所告之神“亚驼”乃是别称“沱”的水水神，其告神之地并不在水流域，而在同属泾水水系、又河口非常接近的另一条河流——支党河（阎子川河）上游的要册湫。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何会出现告神之水与告神之地并不一致而两相分离？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解释。
其一，支党河与黑河最为接近。虽然支党河与黑河分别从泾水东西两面相向汇入干流，若从要册湫所在的支党河上游算起，就两条河流的源头或干流而言，其距离确实比较遥远。但是，如上所述，从泾水的整体水系而论，这两条河流不仅前后相继汇入泾水，而且两河河口非常接近，相距不足３０里。因此，在泾水水系中，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接近和彼此联系密切的河流。
其二，水神祭祀条件的限制与变通。我们知道，祭祀与军事在我国上古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在先秦时代，一旦 “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２４］《大宗伯》举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社稷五岳、山林川泽等都是祭祀对象，并有一套完整的告祭之礼。在先秦诸国，秦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法意识相对淡薄，而对神秘灵应的信仰则非常浓厚，盛行多神崇拜。《诅楚文》即是秦人在山川崇拜和灵应信仰观念支配下，为了求诸神保佑以“克剂楚师”而告祭山川四望的产物。《管子·形势篇》：“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可知在先秦时代，人们告祭水神，必须要在“渊深而不涸”之地进行。故“告大沈厥湫文”和“告亚驼文”刻石，都是以“沈祭”之礼，在“渊深而不涸”之地告祭水神的遗物。而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其宗教中心——故都雍城之北的湫渊则是与河、济、淮、江、汉并列的六大名川之一，而且还是惟一在秦国故地的名川之祀，其地位之尊不言而喻。可见，在先秦时代，人们告祭水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名川”；二是在“渊深而不涸”之地。以此衡量泾水支流水（沱河），它虽未列入“名川”，但却颇有来历和影响，备受关注。因此，秦人在山川四望祭祀中，将其列为湫渊之外的另一个“名川”之祀，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但由于水（沱河）流域尚无“渊深而不涸”之地，故循“就近”原则加以变通，以并非“名川”的支党河所属之“要册湫”为依托，借以奉祀“沱”（即“亚驼”）水神。于是，“要册湫”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为“沱”（即“亚驼”）水神的告神之地了。
由此可见，黑河与支党河虽然从两岸分别汇入泾水干流，似乎两不相干、距离遥远，但由于同在泾水上游水系，且两河汇入泾水干流处非常接近，故实则流域相连、休戚相关。因此，当黑河即古水仅具备“名川”之实而堪为“亚驼”水神后，由于其所在流域找不到适合告神的“灵应”之地，就只好退而舍此求彼。于是，与黑河关系最为密切、在其对岸而并非“名川”的支党河，因其上游有“灵应”之地要册湫，在周围泾水上游其他支流也不具备告神之地的条件下，支党河所在之要册湫，就成为水之神“亚驼”惟一的告神之地。
准上所考，“亚驼”即“池”水神所在之河流，就是古称水今称黑河的泾水支流，而其告神之地“要册湫”则在泾水另一条支流支党河上游的正宁县境内。这就证实，裘先生关于“亚驼文”所告之神“亚驼”为“池”，“亚驼”应读作“池”，“亚驼”为水神的结论和其所告水神“应有一条河流与呼池苑同名”，地望“在今甘肃东端泾水至正宁一带”的推论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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