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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子公元1181年是宋孝宗淳熙八年。这年春天，一艘客船悄悄经过江西星子县南康军辖区，船窗用帷幕遮得严严实实。可能过于神秘，船到九江，被当时南康军负责人朱熹拦住。
引子 公元1181年是宋孝宗淳熙八年。这年春天，一艘客船悄悄经过江西星子县南康军辖区，船窗用帷幕遮得严严实实。 可能过于神秘，船到九江，被当时南康军负责人朱熹拦住。 盘查的军士汇报说，舱内满装牛皮，有两三个士卒押船，船竖「 ”江西安抚”占牌。 军士还说，刚开始，士卒拒不配合检查，不得已，才拿出江西安抚使的「 ”帅引”（介绍信）来。 这个江西安抚使叫辛弃疾。 最终，朱熹把这一船牛皮扣下了，并决定充公。 在12世纪，江南繁忙的水运网内，有千万艘船舶来往匆匆，按说谁也不会在意这只吨位很小的民船；它之所以时不时被人从历史的漫漫长流中打捞出来，纯料是因为关系到朱熹和辛弃疾这两个人物，特别是后者。 可以说它牵涉到对辛弃疾毁誉的评价——一直以来，辛弃疾除了身负词坛巨子与恢复重臣的令名之外，还有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负面形象，那就是，他被目为宋王朝的大贪巨蠹。 简单地说，一直到现在，这只牛皮船还在被某些人当作辛「 ”贪渎”的证据。 下面我们回到南宋，一起来审视下这一事件。 01 先说朱熹。 朱熹扣辛弃疾的船，理由是「 ”不成行径”。 所谓「 ”不成行径”，用现代话说就是办事「 ”路分不清”、「 ”不对路”，甚至是不光明正大。朱熹一定记着先贤澹台子「 ”行不由径”的美德，他一向公私分明。可是，这一次，他难以判断辛帅的这船货因公还是为私。 南宋水运发达。江南之地河网密布，便于物资运输。船来往，维系着偏安杭州的南宋朝廷的运与命。若因公，应该征用官船。 还有，若因公，势必光明正大，押解这批牛皮，应是士卒众多，何必帟幙遮窗，士卒二三，言行模糊？ 但若为私呢？也有不可解之处。 首先，牛皮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以来禁止民间买卖。后汉时期甚至有贩一寸辄 ... 的法令。到了南宋，牛皮、筋角也都要上交国家，为此朝廷还设有专门的税种征收民间。辛弃疾虽是一方帅抚，恐怕也不敢犯禁走私，以饱私囊吧？ 其次，盘查之后，押船士卒拿出「 ”帅引”，以官方的介绍信来证明行为的合法性，又好像是一趟官差。 于是，辛弃疾成功地把朱熹搞糊涂了。 有证据表明，当年朱熹和辛弃疾是认识的，可关系怎么样，并不清楚，虽然到后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若朱熹放行的话，也是有理由的——抛开是不是朋友——人家有占牌，有官引，毕竟手续齐全。 但最终朱熹选择了扣船，充公。那么，他的做法符合法律程序吗？ ——还真符合。 因为辛弃疾的牛皮船正好行驶在大宋灰色的水域中。往右一点是清流，往左一点是浊水。 这里，要说说宋朝的「 ”吏商”、「 ”军商”制度。 有宋一代，官吏、军队经商是允许的，甚至在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是大力提倡的。 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大力表扬的滕子京就长袖善舞，估计岳阳楼的重修有一部分资金就来自他的倒买倒卖。 不仅是他，连范仲淹自个也利用军队大搞经营活动，以弥补军费不足。 到了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金名将张俊公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他用大宋资金做本钱，购奇珍异宝、娇娃美女，然后动用大宋「 ”邮轮”、大宋武装，冒用大宋名义，访问大宋友邦，以物易物，获值十倍。 至于普通官吏夹带私货，开设商场，兼并土地等等等等数不胜数——整个大宋成了一个商业帝国。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辛弃疾真的为了个人私利挣他一船牛皮钱，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既然已为通例，那朱熹为什么还要查扣呢？ 因为南宋朝廷也是看到「 ”全员皆商”「 ”全军皆商”的弊端的，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两宋朝廷曾不停地划线，为「 ”太祖遗命”拼命增加补充条款： 比方高级领导干部不准「 ”带货”； 比方 ... 、军队不得进行回图贸易（官方经营活动）； 比方一般官员经营数额巨大的抵罪； 比方对于「 ”吏商”「 ”军商”，谏官可弹劾，吏民可举报，检查官员可查扣。 看出来了吧，辛弃疾的牛皮船就是碰到了最后那条政策红线，触发了朱熹头脑里的报警器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朱熹政策性真的很强。 02 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朱熹最终还是把这条涉嫌走私的牛皮船给放行了。 事发后，辛弃疾差人给朱熹送去一封信，解释说，这船牛皮是「 ”军中收买”，发往京口（今江苏镇江）浙东总领所的。 朱熹感到很为难。 事后，在给一位黄姓朋友的信中，他这样提到：「 ”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 意思是很不得已，该还，可是心里总觉不合适。他既已扣船就抱宁信有，不信无的态度了，而 ... 物资的特殊性，又使他不敢怠慢。 但写这封信可不仅仅是发发牢骚，还有个重要的目的，是为防日后事发，朝廷追责——「 ”因笔及此，恐传闻又有过当耳”——这是想留个证据，并让朋友做个见证。 通过朱熹的「 ”捉放牛”，我们看到这位理学先生既讲原则又顾大局、虑自身的一面，这就叫「 ”明哲保身”吧。 写到这儿，「 ”牛皮船”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有一个历史的悬案并没有揭开，那就是这是不是辛弃疾的走私行为呢？ 1181年冬十一月，也就是「 ”牛皮船”事件发生不到十个月的时间，辛弃疾被罢，从此悻悻回到他刚刚建好的带湖庄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闲居生活。 在朝廷所下的「 ”圣旨”中有这样的词句：「 ”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槖。”这自然而然地让我们联想起1181年春天发往京口的那艘牛皮船——这似乎坐实了那个事件的性质。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辛弃疾动用「 ”牛皮税”在民间采购牛皮，然后发往总领所，以赚取差价，甚至洗了「 ”牛皮税”钱放自己腰包呢？ 笔者认为不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辛弃疾为政简易，做事常常不走寻常路。 我们可以拿他建飞虎军时的一则旧事为例。任湖南安抚使期间，他主创的飞虎军已成，但营舍尚不完备。属下报告说，营舍尚缺瓦20万片，䨙雨连绵，烧造不及。辛弃疾说，不难。果然，问题快速解决了。 辛弃疾怎么做到的？原来他命令揭官廨、祠庙一部分瓦后，又从每户百姓家中征瓦两片，不日，舍成。事见《宋史》。 那么，在官船不便的情况下，辛征用客船运送国家物资，也就有了可能。另据资料载，南宋初年，物流量巨大，征用民船成为常态，以致船民毁船以逃。可为佐证。 第二，辛弃疾对偷漏国家税务的勾当深恶痛绝。 这里，不得不提插在牛皮船上的那个写着「 ”江西安抚”的占牌，它可是权力的象征。 曾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红漆楼船黑占牌，渔翁一见便惊猜。生怕打官水交道，撑入芦花唤不来”（宋徐似道），见牌如见官，百姓畏之如虎。 更重要的是，在官与官之间，它是权力变现的凭证。 过了没几年，朱熹辞官闲居，那时辛弃疾已经被罢有时，两个人处了邻居，有时就约个，喝个小酒，扯扯闲篇。辛曾对朱说官家偷漏船税有多么厉害，曾有个太监在自己家乡经营了一艘粪船，在这艘臭气烘烘的粪船上居然也插着占牌，所以沿江盘查人员无人敢过问。朱熹事后对弟子们：「 ”原来我以为是夸张，后来亲眼见到，才相信是真的。”事见《朱子语类》。 想对这种宵小行为满是不平的辛弃疾会效法中官，插占牌以循私吗？ 第三，船上「 ”三数士卒”也不能成为牛皮船走私的证据。 起初朱熹对牛皮船的怀疑就是押船士卒很少，就此推断这几个士卒应是被辛弃疾私自役使，谋私利的。这其实说明朱熹真的不了解辛弃疾。 在此事件前一年，为建湖南飞虎军，辛弃疾给孝宗皇帝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的「 ”军政之弊”：统兵将领不能长期任职，士兵被私自差出或占有用以役使，已成了一个长期存在。（「 ”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语见《宋史·辛弃疾传》） 试想，一个人得有多 ... 才能干出一边痛陈私役士卒的弊端，一边做出私役士卒的事来！ 总此三条，笔者认为，牛皮船不仅不能成为辛弃疾贪渎的物证，更应该作为他为政简易，爱惜民（士卒）力的一个证明才对。 结语 从1181年的牛皮船事件我们可导出两条推论： 其一，朱熹与辛弃疾两人当时只是泛泛之交，而非知己朋友。可「 ”不打不相交”，有理由相信，此次事件是两人深入交往的一个开端。 其二，后世对辛弃疾「 ”贪渎”的刻板认识大多是南宋朝廷的刻意误导形成的。 而这两点，将是下一篇文章的论证重点。 「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稼轩的一句词道尽了人间的艰险与人生的不易。 在历史的风雨中，那只客船在江上颠簸隐现，好象是辛弃疾颠沛流离的一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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